他们面对当时残酷的现实 只能选择用诗词去讽刺去表达

明确将作品冠以“新乐府”之名的，一是白居易所作《新乐府》五十首，二是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中的“新乐府辞”卷。从数量和范围上看，前者为狭义的“新乐府”，后者为广义的“新乐府”。现以此分类为据，对“新乐府”的内容进行简单介绍。

狭义上的“新乐府”是指白居易在元和年间创作的五十首组诗。这组诗作有总序介绍创作规模、体例、风格、意图以及意义，每首诗前又有小序点明该篇主旨。内容上美刺并包，以《七德舞》开篇，歌颂先祖圣德，陈述王业艰辛，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朝廷谏官应有的维护王权、归讽时事的形象，同时也为《新乐府》全章的讽谕基调找到了合理的立足点。

接下来，从各篇诗题即可看出白居易针对广泛的社会内容进行描述和讽谏。有针对宫廷乐制的《法曲》、《立部伎》、《华元磐》、《五弦弹》、《骠国乐》、《西凉伎》，表现了他对大唐雅乐正统性的重视；有以具体人物为歌咏对象的《上阳白发人》、《胡旋女》、《新丰折臂翁》、《缚戎人》、《杜陵叟》、《卖炭翁》、《盐商妇》、《采诗官》等，从这些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白居易对他们背后揭示的社会问题的态度和看法；也有通过描摹物象来归讽时事的诗篇，如《百炼镜》、《青石》、《涧底松》、

《牡丹芳》、《古塚狐》、《鸦九剑》等，其中有些诗篇颇具寓言色彩。白居易在这组诗的最后一首《采诗官》中指明自己创作的目的在于搜集民间时事以示君王，希望君主能够“开壅蔽以达人情，向歌诗以求讽刺”。结合总序可以看出，这组乐府诗立意明确，内容广泛，风格一致，结构完整。同时代的李绅有二十首“乐府新题”，今不存，元稹取其“病时之尤急者”相和，作“新题乐府”十二首。白居易“新乐府”中的十二首正是与元、李的同题唱和，在此基础上扩大到五十首，内容更加广泛，体制趋于完整。他们创作的共同点有三：性质上为乐府，内容上写时事，意图在于讽谕。

广义上的“新乐府”则指郭茂倩《乐府诗集·新乐府辞》中的乐府诗，它们包括唐代各类题材的乐府杂题以及元结、元稹、白居易等人的乐府组诗。乐府杂题整体上按照诗人时代先后顺序进行编排，同时对相同题材的作品进行集中收录。由于时代原因，中唐以前多为古乐府题材，如游春、行役、宫怨、颂德等，中唐及以后多反映现实的题材，如织妇系列、估客系列以及民俗系列，而闺怨、边塞题材则无论在唐代哪个时期都有广泛的分布。乐府组诗也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具体有元结《系乐府》十二首、《补乐歌》十首，皮日休《补九夏歌》九首，元稹《新题乐府》十三首，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温庭筠《乐府倚曲》三十二首，陆龟蒙《乐府杂咏》六首，皮日休《正乐府》十首。组诗皆作于中晚唐时期，风格从中唐前期、中唐后期至晚唐时期，分别呈现出雅、俗、艳的特点，这也可以看作是乐府在中晚唐时期的发展趋势。郭茂倩的新乐府在范围上较之元白更为宽泛，而又各有侧重。

总的来说，元白新乐府注重内容上的写实性和讽谕性，而郭氏新乐府则重在对“唐世新歌”的收录。对此，刘雁灵论曰：“元白所作新乐府全部都具有讽谕性，其中又可细分为新题和古题二种；郭茂倩所收新乐府则都符合乐府体的固有体制，其中又可细分为讽谕和非讽谕二种。二者并非完全一致，却也部分重叠。”这两种乐府观都有明确的指向，然而后世学者对于“新乐府”的认识并不止这两种理解。

以杜甫的“三吏”、“三别”和白居易的《秦中吟》为例，它们既未以新乐府命名，又未被郭茂倩“新乐府辞”所收录，但常被当作“新乐府”看待。杨伦《杜诗镜铨》卷五之《无家别》笺云：“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摹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苕华》、《草黄》之哀，不是过也。乐天古乐府、《秦中吟》等篇，亦自此出，而语稍平易，不及杜之沈警独绝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