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一个人应该活得是自己并且干净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中国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与饶宗颐并称为“南饶北季”。2009年7月11日11时10分，季羡林逝世。
早年留学国外，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文、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当代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的语系印欧语系中的一种独立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为“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季羡林真正的学术成就
纵观季羡林的治学生涯，可说之处很多，不必迁就到国学上。他是一位语言学专家，学术贡献集中在语言学上，例如（以下例子参考《学海泛槎·总结》一书及北大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
（1）对古印度语的研究。季羡林的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就与此有关；
（2）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1996年，季羡林完成文化交流史著作《糖史》，研究“糖”在全世界传播的过程，收录了《蔗糖制造在中国始于何时》《古代印度砂糖的制造和使用》《欧、美、非三洲甘蔗种植和砂糖制造》《cīnī问题──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唐太宗与摩揭陀──唐代印度制糖术传入中国的问题》《再谈cīnī》等论文；
（3）吐火罗语研究。比如他的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还有对《弥勒会见记》的翻译和研究等，都是开创性的学术成就；
（4）对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创作了《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论文，甚至提出《西游记》部分素材源于印度的说法，成为一家之言；
（5）对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的翻译。
除此之外，季羡林在东方文化研究、保护古籍和散文创作上也有可说之处。他以学术为志业，但并没有“躲进小楼成一统”，他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学者，在学术之外，季羡林还对文革有过深刻反思。
九十年代末，季羡林出版《牛棚杂记》一书，对文革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列举了很多文革时期的荒诞景象，知识分子人格和身体受到的创伤，直指文革对知识生产和社会建设的破坏，呼吁学人反思文革的同时，警惕悲剧重演。这本书和巴金的《随想录》、韦君宜的《思痛录》一并成为学界反思文革的三大力作。
季羡林反思文革，不仅仅是由于他目睹了文革对学术生产的巨大影响，也因为在文革期间，他的家庭也被卷入批斗当中。在《我尝过“喷气式”批斗的滋味》一文中，他写道：“我就这样被推推搡搡押上了讲台。此处是我二十年来经常站的地方，那时候我是系主任，一系之长，是座上宾；今天我是‘反革命分子’，是阶下囚。人生变幻不测，无以复加矣。此时，整个大教室里喊声震天。一位女士领唱。她喊一声：‘打倒××分子季羡林！’于是群声和之。”
1970年，季羡林在北大东语系办公室担任一个小门房，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翻译出了印度经典《罗摩衍那》。
文革结束后，季羡林于1978年7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1979年1月重回东语系主任的位置。他回到了平常的学术生活，但仍对“大字报”心有余悸。作家张曼菱在北大读书时，她的同班同学以“大多数革命群众”的名义，贴出大字报，把她的“恋爱和宿舍夜话甚至上课早退等‘劣迹’公之于众”，季羡林看到后，担心张曼菱承受不住压力出意外，就叫人暗中跟着她夜行，有一次还鼓励她，与她大谈人生和学问。这件事被张曼菱铭记在心，后来写在了书籍《北大回忆》里。
《清华园日记》
季羡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不喜吹捧，热爱自由
在北大，季羡林深得学生的喜爱。他不摆架子，也不操持着权威学阀的腔调，在学子、友人的回忆中，他是极平和的一个人，就如他的文字一样，春风化雨，不疾不徐。
在一篇叫《学生记忆里的季羡林先生》的文章中，作者回忆道：“我还记得1969年秋冬，季先生和我们这些待分配的同学一起下放到京郊延庆县新华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情景......在零下十几度的旷野里，年近六旬的季先生顶着凛冽的塞外北风，穿一件单薄的旧棉袄，腰里系根草绳，脸冻得铁青，胡子茬和眉毛上结满白霜；夜里，他和几个男生挤在一条土炕上，炕上的跳蚤不分谁是先生，谁是学生，夜夜骚扰，谁都无法幸免。”
季羡林经常帮助学生。六十年代那会，很多农村来的学生“买不起两元一个的白搪瓷脸盆，只好用五毛钱一个的瓦盆洗脸”，季羡林知道后，“自掏腰包买了几十个脸盆送到学生会”。有一次，当他知道一位叫章宗阳的学生还在坚持学术时，他主动寄过去一些印度语讲义，后来又陆续寄了《罗摩衍那》等古籍。
季羡林做了很多事，但他不喜欢被学生吹捧。2005年，胡光利等人想出版一套文集，定名《此情犹思——季羡林回忆文集》，这部书的“编者前言”本来极尽赞颂之词，“大师”“国宝级学者”“北大唯一的终身教授”等头衔都用上了，但季羡林看到后不高兴，他说：“我正在写文章，‘辞国宝’、‘辞大师’，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得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是学者、教授不假，但不要提‘唯一的’，文科是唯一的，还有理科呢？现在是唯一的，还有将来呢？我写的那些东西，除了学术上有一些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过是小儿科，哪里称得上什么‘家’？外人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你们是我的学生，应该是知道的。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
季羡林是个享受生活的人，他的随笔和日记，字里行间流露着对生命的热爱、对时间流逝的感慨，你以为他闷闷的，翻开《清华园日记》，才发现他可爱得很。有一次，一位访客关心他的健康，他说：“我的身体还可以，唯一的变化就是头发没有了，真是无法无天。”还有一回，大明星林青霞来看望季羡林，有朋友打趣问他，知道林青霞是谁不，季羡林使了个眼色，而后狡黠地回了一句：“全世界都知道。”
2009年，季羡林离开了人世。两年后，作家张曼菱发文怀念。那篇文章有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张曼菱说，有一次她去301医院看望季老，季老对她提起《浮生六记》，说：“那一部是贵在心灵之自由的记录，写布衣寒窗的风月往事......所谓的‘浮生’，不只是说生命的短促，更是指着生命不系于任何庞然重物。生命处于自在自为的状态。自由的渺小，渺小的自由，却昭示了生命本质上的尊严。”
眨眼间，季羡林已去世十年，十年足以改变很多东西，但季羡林其人其事依然是公众热衷讨论的话题。他不是国学大师，可是回顾他这一生，他拥有着比许多国学大师更宝贵的东西，关于处世，关于教育，还有身为一位学者的尊严和担当，而这，才是我们今天纪念他的关键原因。
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临清市)康庄镇官庄一个农民家庭，六岁以前在清平随马景恭老师识字。
季羡林校园照片
1917年，离家去济南投奔叔父，进私塾读书，学习了《百家姓》、《千字文》、《四书》等。
1918年、1920年，分别于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附设小学、济南新育小学就读。课余开始学习英语。
1923年小学毕业后，考取正谊中学。课后参加一个古文学习班，读《左传》、《战国策》、《史记》等，晚上在尚实英文学社继续学习英文。
1926年初中毕业，在正谊中学读过半年高中后，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在此期间，开始学习德语。
1928年-1929年，日本侵华，占领济南，辍学一年。创作了《文明人的公理》、《医学士》、《观剧》等短篇小说，署笔名希道，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
1929年，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
1930年，开始翻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老妇》、《世界的末日》、《老人》及《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啊!》等，先后在山东《国民新闻》趵突周刊和天津《益世报》上发表。
高中毕业后考取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后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方向是
季羡林老年
德文。在清华大学四年中发表散文十余篇，译文多篇。
1934年，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应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的邀请，回母校任国文教员。
1935年，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报名应考被录取。同年9月赴德国入哥廷根(Goettingen)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师从瓦尔德史米特(Waldschmidt)教授、西克(Sieg)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及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
1937年，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
1941年，哥廷根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以后几年，继续用德文撰写数篇论文，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
季羡林散文随笔作品
1946年，回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系主任职任至1983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除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季羡林就辗转取道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怀抱。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季羡林回国后，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
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
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
1979年，任中国南亚学会会长。
1980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1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季羡林出版书目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兼任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
1985年，任中国作家学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1990年，任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2009年7月11日11时10分27秒，季羡林逝世。
季羡林在大陆被许多人尊重，并被一些人奉为中国大陆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温家宝曾五次看望季羡林。他称：“您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生笔耕不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您写的作品，如行云流水，叙事真实，传承精神，非常耐读。”“您写的几本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您一生坎坷，敢说真话，直抒己见，这是值得人们学习的。”（温家宝评）
贺剑城称自己“为老搭档的逝世感到悲痛”，贺剑城道：“季先生对待学术、工作非常严谨，对自己和别人要求都非常严格。他精力过人，每天到单位非常早，有时竟然会提前三个小时到。”贺老称，季先生一生对待学问十分刻苦，提及他在德国同时学三门语言的情况，笑称“简直是自我折磨”。（贺剑城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