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岱孙是谁?他的朋友圈让人煞羡 季羡林是这么评价他的
陈岱孙先生是在他90岁生日过后,从镜春园旧居乔迁到燕南园的。燕南园的墙外,就是北京大学著名的三角地。1993年8月,我造访陈先生,他已在这幢林木掩映中的房子里生活了三载。据说,这小楼原先的主人是冯至先生。
作者:吴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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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南园周围,大约是北大最热闹的去处之一。但燕南园却草木葳蕤,闹中取静,有着深邃的幽静。有一种说法流传很久:北大的名教授并不一定住在燕南园,但燕南园里住着的,却必是名教授。
我以此求证于陈岱孙先生,他坦言从未听说过,自然也并不在意这种说法。他的搬迁,本身并非刻意所为,而实在是因旧居年久失修,雨季太潮,不得已而为之。
他称自己现在是“无事忙”,其实,除了还带有两个博士生,他平时在家的工作仍然很多,很杂。看别人送来的毕业论文、文稿等等,就占据了他相当多的黄金时间。此类纯属为人作嫁的事情,陈先生却力所能及,视为天职。
陈先生平时作息极有规律,往往到下午四时左右,才得以在静静的燕南园漫步一番。当时,他曾自嘲自己可能年纪有些大了(93岁!),有些懒惰了。他所谓的“懒”,是指不愿多动。从年轻时,陈岱孙先生就不喜欢诸如琴棋书画一类“文”的玩艺儿,而对打球之类“武”的一行,却喜欢非常,并身体力行。这,大约也是他与世纪同龄,却仍然健康敏捷的一个秘诀吧。
这位曾参加过五四运动的长者,早年曾在美国以出色的“三级跳”完成学业,以全优成绩荣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头衔。是时,他想都未想地回到了祖国。他是学财政金融的,原先也想步入仕途以报效祖国,但却因所投身的大革命失败,而接受了清华大学的一纸聘书,成了教书先生。清华是他的母校,无论从感情,或生计,他都无法拒绝这份工作。渐渐,他终于明白,他的智慧和生命属于校园,而不是宦途。他一心一意地用心血浇灌桃李。数十年后,他笑谈往事,说:“我大概是没有本事去做官的。”
晚年的陈先生,最高兴的是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终于得以一言一行,必为世界所瞩目。他耿耿于怀地回忆:1933年,他曾作为中国代表,去参加在伦敦召开的国际货币会议,他回忆说,那时,真是国微言轻呵。
陈岱孙的书房,象个典型的书库。书,不如想象地那么多。他有过几次书的散失。最大的一次当推抗战伊始,清华仓促南迁,陈先生的全部藏书和家物,均散失于战乱之中。他是仅穿一条布长衫赶赴长沙临时新校的。第二次是一九五零年代院系调整,他离开清华时,将相当一部分书,赠给了母校图书馆。第三次,无疑,当属“文革”十年。
在陈府,随处可见一些老式家俱,不时髦,不鲜亮.却殊有味道。绝大多数,是陈先生在抗战胜利后复校北平时所购置。当时以极低廉的价格购入,一用,便是半个世纪。沙发、茶几、书柜、皮箱,莫不如此。墙角,有一柄状若拐杖的黑布雨伞,很绅士的样子,也是一件老物。一问,果然已是一甲子前的东西。伞上灰尘几无,想是不久前尚在用着。陈先生说:“有些小毛病,需修,却不知北京城中还有修伞处否?”
在这位世纪老人的居所,每一件旧物都是一段无言的历史。尽管一眼望去皆貌不惊人,但仔细观来却往往隽永有味。
陈先生早先嗜烟,香烟、雪茄及烟斗,莫不爱好。近来却遵医嘱,戒了。酒,亦如此。早年“有些贪杯”(陈岱孙先生语),一顿可饮黄酒一斤多,到了晚年,亦自然忌了。对茶,则直言没有特殊的爱好。
他是个朴素的人,言与行一向一致,亦朴素得很。他说:教书是离开名利的工作,为社会培养一些有用人才,很好。教书几十年,看到学生们的工作都还不错,是个安慰……
燕南园中植物虽多,却仿佛无桃与李。而陈先生亲植的桃李,是确乎遍及海内天涯的。
我问:“如果您能再活一世,您会选择什么职业?”
陈答:“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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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岱孙原名陈縂,岱孙原是他的字,以字行世,在那代人中,也是比较寻常的事情。据陈岱孙堂弟陈绛说,他们兄弟行这一辈,名字中皆以“糹”为偏旁,汉字简化后,“糹”变成“纟”,陈绛比较“幸运”,只是偏旁改了,大模样还在,“陈絳”变成“陈绛”。但“縂”字就有点不幸,直接把“糹”给没收了,径直成为“总”字,如此,“陈縂”直接变身为“陈总”。倘若陈岱孙先生在今天坚决仍以本名“陈总”行走于世,发生歧义的尴尬场合,大概是有很高几率的。但陈岱孙早年就弃用了“陈縂”一名,据陈绛讲,是因为与“大兵老总”有音、义相近的原因。此说不知确否?当年有机会、却未能当面求证一下此说。在陈先生的少年时代,军阀混战,“丘八老总”给世人的印象不佳者为多。
陈家在唐末从河南固始南迁福建,明洪武年间定居螺江,人称“螺洲陈”。明嘉靖十一年(1532)陈氏家族中的陈淮成为“螺洲陈”首位进士,自此,簪缨绵延不断。数百年已降,据相关资料,明清两代陈氏家族中进士者达21人,中举人者110人。这是一个非常傲人的数字。
到了有一个叫陈若霖(望坡)的,是为乾隆进士,曾任湖广、四川总督,官至刑部尚书。其子陈景亮(弼夫)曾任云南布政使。陈景亮子陈承裘(子良)是咸丰进士,去世后封“光禄大夫”。陈承裘生七子,除一个夭折外,其余六子前三个是进士,后三个为举人。因此,“螺洲陈”的祠堂曾挂有“六子科甲”的匾额。
陈承裘这六子中,陈宝琛是老大,21岁考中进士,后来做过帝师,最有盛名。老二陈宝瑨(仲勉)和老三陈宝璐,以及陈宝瑨的儿子陈懋鼎三人同时考中光绪庚寅(1890)恩科进士,成为佳话,以致后来陈家就高高挂出了“父子兄弟叔侄同榜进士”的匾额。这,当然是事实,同时也是对四邻八乡的自矜。
陈宝璐有两个儿子:陈懋豫(用刚)和陈懋咸(虚谷)。两兄弟都中了举人,分别娶了晚清福州籍著名外交家罗丰禄和实业家罗臻禄的女儿为妻。陈懋豫即为陈岱孙的父亲。
陈岱孙也是个读书种子,翻开他的学习履历:1915年考入福州鹤龄中学;1918年考入清华学校;1920年获庚子赔款公费留美资格;1922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学士学位,并获金钥匙奖;同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1924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26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接受母校邀请,任清华学校大学部经济系教授。他这一路走来,在学业上没有任何停顿。
陈岱孙在清华一直任教,直到院系调整后进入北大。因此,他一生的桃李事业,乃至生活,就是从清华园到燕园(除了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季羡林在晚年口述实录中,多次回忆自己1930年考清华时,陈岱孙像个“大将军八面威风”(季羡林语)带着一干人等到考场视察的情景。那一年,陈岱孙30岁,季羡林19岁。院系调整后,两人同在北大任教,同为首批一级教授。季羡林对陈先生的评价:“我尊重他!正直,不耍花招。”
在与陈老的访谈中,如果偏重于经济学纯学术层面的交流,于我,自然是困难的。比如,我曾在交谈中向他请教经济“休克疗法”的原理和功用,陈先生大体上做了解释,但当时的我估计是听得云里雾里的。故而时至今日,全然不记得当时他所说的内容,哪怕一点一滴。在说到发明和运作苏联经济“休克疗法”的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时,他稍稍强调了一下,说萨克斯也是哈佛大学毕业的,算是校友和学弟,此时,他微微露出了笑容。对此一细节,我记忆深刻。大约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想推动社会和在历史中留下自己的足迹,总是足够光荣的事情。
陈岱孙当年在哈佛大学所做的博士论文,从资料上看,一般翻译为《美国麻省都市财政的统计分析》,但从我当年的采访笔记看,我记录的是《麻省地方财政支出的统计分析》,这应该是陈先生亲自对我所说。比较两个题目,粗看似乎大同小异,但细究一下,似乎还是有所区别的。在此记下,聊备一格。
陈先生曾主编过一套《中国经济百科全书》,上、下两册,厚如城砖。当年承老先生惠赠,一直矗立在我的书架上,已然四分之一的世纪。此书的旅程,从北京,到南京,最后抵达上海。去年,我将此书转让于北京一个更需要的读书人,如此,这套带着陈先生手泽的书又回到了北京。我给此书下一任主人留言,简述此书由来,并恳请善待此书。书,能在人世间干净的流转,既是书的尊严,也是人的尊严。
陈岱孙先生曾给过我一短札,我还有幸保存着。写信时间是1994年8月2日。从邮戳看,次日,信由80支局发出,估计就是燕南园外的北大邮局。我当时寄住在北林大后门,与清华相望,离北大也不远。8月4日我收到此信,邮戳上显示,我的住处属于邮政82支局。岁月如残酷的橡皮擦,总是偷偷地将人们的记忆慢慢擦去。如,陈先生当年在燕南园居所的具体门牌早已忘记,甚至连我自己住过几年的房子门牌也一概淡漠。但,从陈先生当年亲笔写的信封上,我得以重新找到了具体位置。陈先生的住址是:燕南园55号。我的住址是:学院路甲5号合建楼2-5-503。
陈先生的信,是写在毛边纸八行笺上的,因为是用钢笔所写,所以稍有洇晕。信中说:“……承溢美,愧不敢当。实在的说,我断绝从政之念,是由于我发现我不是这材料。”
这几乎是对我上篇短文结尾处一问一答的再一次回答,绝妙。
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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