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饮食人生（中）——苦中作乐 以食悟道 以食悟理
饮食不仅是生存之必需，还是精神的抚慰，它让诗人在艰难的境遇中获得灵魂的安顿。苏轼为人坦荡磊落，耿介执着，遇事随心吐属，因此屡遭贬谪。苏辙说其：“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从王安石变法开始，苏轼就一直在新旧冲突中起落沉浮。他连遭排挤，辗转多地，晚年更是“如鸿风飞，流落四维”（《祭亡兄端明文》）。困顿的生活中，食物成为其淡化痛苦、排遣的烦恼的重要方式。
元丰二年，苏轼因诽谤新政被捕入狱，他差几赴死，在友人的力保之下才迁至黄州团练副使。这是诗人遭受的第一次巨大的、残酷的政治打击。作为一个不得签署公事的罪官，苏轼的生活极为困匮，与秦观的书信中，他说到当时的窘况：“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过百五十。”（《与秦太虚书》）
诗人不仅经济上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人情方面也饱受世态炎凉，他说自己“得罪以来，深自闭塞，……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答李端叔书》）。此情此境，诗人心情之酸楚不言而喻。他自放于地方风物中，以食物来慰藉痛苦的灵魂。他说居地“柑橘捭柿极多，大芋长尺余，不减蜀中。外县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獐、鹿如土，鱼、蟹不论钱。”又有“黄州曹官数人，皆家善庖馔，喜作会。”“此数事，吾事岂不既济矣乎！”物美价廉的食材，善庖喜会的属官，成为诗人心灵满足的重要泉源。
绍圣元年，苏轼又因“语涉讥讪”被貶惠州。比之黄州，惠州生活更为艰苦。初到贬地，诗人心中极为忧闷，《到惠州谢表》云：以瘴疠之地，魑魅为邻，衰疾交攻，无首丘之望。”垂老南迁，心中真是无望至极，但他很快融入了当地生活，“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与陈季常十六首》其十六）令其暂忘烦忧。
惠州地处岭南，气候湿润，果品众多，一些在北方被视为珍味的果物如黄柑、朱橘、荔枝、龙眼，在这里漫山遍野。诗人在这些异方珍物中找到了乐趣，其中以荔枝尤甚。绍圣二年，诗人初尝荔枝，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以记之，诗先写荔枝的卓越风姿，后写诗人食荔枝的感受：“先生洗盏酌桂醑，冰盘荐此頮虬珠。似开江鳐斫玉柱，更洗河豚烹腹腴。我生涉世本为口，一官久已轻莼鲈。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他认为荔枝“厚味高格两绝，果中无比”，能吃到如此珍味，万里投荒也变成了“良图”。诗人对荔枝极为喜爱，在南中五年，“每食荔枝，几与饭相半”，他说自己“愿同荔支社，长作鸡黍局。”（《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其五）甚至因能“日啖荔支三百颗”而发出“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支二首》其二）的感叹。
绍圣四年，诗人被贬至更加偏远的海南。海南资源匮乏，风俗习惯和内地大不相同，“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土人顿顿食藷芋，荐以薰鼠烧蝙蝠。旧闻蜜唧尝呕吐，稍近虾蟆缘习俗。”《闻子由瘦》真实地描绘了诗人在海南地区的饮食困境。这种恶劣的情况下，一些普通的食物就能减轻诗人内心的忧虑，带给诗人欣喜和快乐。苏过用山芋作玉糁羹，诗人赞美它色香味奇绝，把它夸得无与伦比。想想能收到东家馈赠的祭肉，诗人即心生欢喜。有红薯紫芋充饥，诗人亦心满意足……平凡的薯米芋羹在这里都成为人间至味。当然，不是过于骇人听闻的地方风味也会带给诗人意外之喜，如尝到海蛮所献之蚝，诗人“食之甚美，未始有也”，而发出勿使人分美之谐论（《献蠔帖》）。
但诗人更多的是依靠日常淡味和心中构建的饮食乐园来消解放逐困蹇中的种种不适。最典型的是元符二年所作的《老饕赋》，时年儋州大旱，几有绝粮之忧，诗人却于赋中展示了一幅极乐盛筵图。他历数种种美味：“尝项上之一脔，嚼霜前之两螯。烂樱珠之煎蜜，泠杏酪之蒸羔。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带糟。盖聚物之夭美，以养吾之老饕。”遍写宴会之极乐：“婉彼姬姜，颜如李桃。弹湘妃之玉瑟，鼓帝子之云璈。命仙人之萼绿华，舞古曲之郁轮袍。引南海之玻璃，酌凉州之葡萄。……”虽然只是想象的场景，但起到了“画饼充饥”的作用。诗人最后“一笑而起，渺海阔而天高”，在虚拟的幻境中获得了心灵的超越。
苏轼一生羁宦南北，曾经“身行万里半天下”（《龟山》），他对饮食奉持着一种宽容的接受态度。诗人既喜爱北食，又热爱南烹，既对珍馔异食大加赞赏，也对粗饭淡羹兴致冲冲，他说自己是“四方水陆无不便”（《和蔣夔寄茶》）。丰富的旅食经历与随和的心态使诗人获得深刻的生命体味和人生感悟，这些都表现在饮食书写中。
（一）苏轼有“美恶在我，何与于物”说。黄州时期，诗人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他带领全家人开荒东坡，饮食上也是力行节俭。一日，诗人偶读《战国策》，见处士颜斶之语“晚食以当肉”，深有所感。他说：“若斶者，可谓巧于居贫者也。菜奠菽黍，差饥而食，其味与八珍等；而既饱之余，刍豢满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恶在我，何与于物！”（《答毕仲举》）
“晚食以当肉”出自《战国策·齐策》。颜斶名重，齐宣王欲召之为官，颜氏辞之，他说他愿“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净贞正以自虞”。这里的“晚食以当肉”指饥饿的时候再进食，粗劣的食物也如同山珍海味。颜斶展示了一种返璞归真的状态，说知足寡欲，才能“终身不辱”。苏轼对此表示赞同，但并没有就此话题深入，而是在此意上另加发挥。他认为颜斶是巧于居贫者，有过贫居生活经历的作者深刻体会到“晚食以当肉”的感受，他说饥饿的时候进食，菜羹菽黍和八珍一样美味，吃饱了，大鱼大肉摆在面前也毫无味口，恨不得让人赶快拿走。诗人就此事提出“美恶在我，何与于物”，他认为物的好坏全在个人的主观意愿，调整心态，不着意于物，那么处处都能发现美。
（二）东坡论食直入本质，有“我与何曾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之语。贬居惠州时，诗人衣食无着，借王参军少半亩地以种菜，与子过“夜半饮醉，无以解酒，辄撷菜煮之。”在诗人心中，自种之菜“味含土膏，气饱风露，虽粱肉不能及也。”进而生出“人生须底物而更贪耶”之叹，乃作四句：“秋来霜露满东园，芦菔生儿芥有孙。我与何曾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撷菜》）日食万钱犹无处下箸的何曾和以菜为食的“我”同归一饱，那为什么还要苦苦追求奢豪无度呢？在这里，诗人已超脱世俗功利之得失，直指生命本根。汪师韩说此“见道之言，不嫌直遂。”赵克宜也说此“语足警世”，放达超脱中表现出诗人对世事人生的洞彻。
（三）“人间无正味，美好出艰难。”孰为正味？步履大江南北、身历人间冷暖的诗人对此深有体悟。黄州时，诗人有咏橄榄诗：“纷纷青子落红盐，正味森森苦且严。待得微甘回齿颊，已输崖蜜十分甜。”说苦后回甘的橄榄为正味。
海南时作《和陶西田获早稻》云：“蓬头三獠奴，谁谓愿且端。晨兴洒扫罢，饱食不自安。愿治此圃畦，少资主游观。昼功不自觉，夜气乃潜还。早韭欲争春，晚菘先破寒。人间无正味，美好出艰难。”此虽是和陶之作，却夹杂着作者的切身体会。海南资源贫乏，诗人时常躬耕以自奉，他发现亲手种出来的东西特别好吃，于是发出“人间无正味，美好出艰难”之慨。这里说的不只是饮食之味，更是人生之味。诗人认为，经过重重磨砺，于艰难困苦中取得的收获总是格外美好。
这真是意味隽永的至理名言，纪昀谓此“常语，却极深致。”樊潜庵评此“十字体贴无限人情物理，真得道语也。”其实不仅“美好出艰难”，艰难亦出美好，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味”不是一成不变的，好坏也总是相互转化，尝到自做的饱含“自然之甘”菜羹的苏轼，留下“甘苦尝从极处回”（《东坡羹颂》）的评语。对诗人而言，这实是历经大起大落坎坷淬砺的中理之语。
除了以食悟道，以食悟理，诗人还常常借食以表达自己的心境志趣及种种人生况味。如《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次韵》：“少年辛苦真食蓼，老境安闲如啖蔗。”说少年多艰，如同食蓼一样又苦又辣，老年以后闲适自在，如啖蔗般香甜甘美。《次韵王滁州见寄》：“笑捐浮利一鸡肋，多取清名几熊掌。”说浮利如同鸡肋，应该舍去；清名好比熊掌，但当多取。《灵璧张氏园亭记》：“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譬之饮食，适于饥饱而已”，以半饥半饱的状态喻其“不必仕不必不仕”的处世心理。几则比喻生动熨帖，展示了诗人对食味与人生的理解洞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