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应为病毒扩散“背锅”？疫情防控并不是地理问题
来源：新京报
大城市应为病毒扩散“背锅”？疫情防控并不是地理问题
文 | 马亮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流行着一种观点，有人认为大城市人口密度大导致疫情扩散快。这引发了人们对大城市居住风险的担忧。
比如，美国纽约市的疫情严重，而纽约市也是美国人口规模和密度最大的城市之一。一些人因此凭直觉认为纽约市很危险，为了躲避疫情而在考虑撤离或搬家。人口密度也成为政客们“甩锅”的对象，比如纽约州州长Andrew Cuomo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就直言不讳，认为高密度的人口居住格局是病毒扩散的罪魁祸首。
有关人口密度与疫情扩散的争论与研究较多，足见人们对此问题的关切程度较高。认为人口密度同疫情扩散有关，这种观点的确有一定道理，毕竟人口密度和空间聚集是流行病快速传播的温床。
特别是对于新冠肺炎这样的呼吸道传染病，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其他病毒，其传播力极强，非常容易在人口密集的密闭空间中扩散。加之新冠肺炎有大量感染者是无症状的病毒携带者，同其密切接触者被感染的风险极高。从目前各地政府采取的疫情防控政策而言，也主要是为了降低公共空间的人口密度，减少社交距离和密切接触。
因此，人们自然而然会将人口密度同疫情扩散这两个因素联系在一起。但是，城市人口高密度是否会导致疫情扩散快，并非一个直截了当的简单问题。如果我们认为人口密度越大、疫情扩散速度越快，那么就是在二者之间建立因果关系。但是，因果关系的建立需要满足许多条件，这包括两个现象之间存在共变趋势或相关关系，一个现象的出现导致另一个现象的发生，而且不存在第三种现象会导致二者的发生。
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国家和城市层面的数据还难以支持疫情扩散的人口密度说，人口密度也无法成为疫情扩散的主要原因。
人口密度同城市规划、居住格局、交通工具、工作空间、公共空间等因素都有关，不同城市面对的情况也不同，因此简单认为人口密度同疫情扩散有关是难以成立的。与此同时，将人口密度归咎为疫情扩散的主要原因，也会分散政府和人们的注意力，甚至威胁城市规划和发展的长远未来。
**疫情扩散和患病人口流入规模关系最大**
如图所示，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密度同新冠肺炎死亡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不明显。在横轴上每一个档位的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都密密麻麻分布着许多国家和地区，而它们的新冠肺炎死亡率（人/百万人口）却差距较大。反过来看，同属一个死亡率的水平，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密度也差别较大。这意味着我们很难说国家人口密度同疫情扩散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
▲全球城市人口密度与新冠肺炎（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 COVID-19 death rate vs． Population density， Jul 7， 2020https：//ourworldindata.org/grapher/covid-19-death-rate-vs-population-density）
从城市人口密度（2014年数据）来看，在全球人口总数较大的城市中，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包括孟加拉国首都达卡（4.4万人每平方公里）、印度孟买（3.23万人每平方公里）、中国香港（2.57万人每平方公里）、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1.66万人每平方公里）、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1.38万人每平方公里）、印度德里（1.16万人每平方公里）、新加坡（1.05万人每平方公里）、韩国首尔（1.01万人每平方公里）、印度金奈（9700人每平方公里）、巴西圣保罗（7100人每平方公里）。
相对来说，发达国家最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很难与之相提并论，比如英国伦敦（5800人每平方公里）、法国巴黎（3900人每平方公里）、美国洛杉矶（2400人每平方公里）、纽约（1800人每平方公里）、芝加哥（1300人每平方公里）。因此，就人口密度而言，居住最拥挤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亚洲，其次是拉丁美洲和非洲。
中国大城市的人口密度也较高，比如北京、上海等城市的人口密度都超过了每平方公里1万人，部分城市甚至接近2万人每平方公里。发布在世界银行《可持续城市》专栏博客的一篇文章题为《城市人口密度不是疫情防控的敌人：来自中国的证据》，该文利用中国284个城市的数据，发现人口密度与疫情扩散之间的关系不大。
该文排除了湖北省的城市，以及境外输入病例，发现北京、上海、深圳等人口密度非常大的城市，每万人确诊病例数并不高。当然，人口密度大的城市也往往是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的城市，这使当地政府有充沛的财力调动资源进行疫情防控，使确诊病例数量较低。
▲中国城市人口密度与新冠肺炎感染率（资料来源：https：//blogs.worldbank.org/sustainablecities/urban-density-not-enemy-coronavirus-fight-evidence-china）
该文发现，感染率最高的城市人口密度并不高，在每平方公里5千人到1万人之间。这些城市主要是由于同武汉市的经济联系（如温州）或地理邻近（如信阳），而导致流入大量人口，使本地居民感染人数较多。
中国在疫情初期的病毒感染，呈现典型的家庭聚集性疫情扩散特征。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在春节期间返乡，他们同亲朋好友的聚餐和走访导致病毒传播，致使病毒随之在全国扩散。发表在《科学》等期刊的多篇论文都显示，从武汉流入本地的人口越多，疫情就越为严重。因此，人口密度只是客观条件，疫情扩散主要和患病人口的流入规模有关。
6月18日发表在《美国规划学会学报》的论文，对美国913个城市县进行的统计分析显示，城区人口是感染率的主要影响因素，面积大的城区有更高的感染率和死亡率。人口密度同感染率的关系不明显，这主要是由于保持社交距离的政策奏效了。有趣的是，得益于较好的医疗卫生系统，人口密度大的城区因为新冠肺炎而死亡的人口比例明显较低。
发表在《科学美国人》的一篇在线文章也指出，过分苛责城市人口密度可能是错误的。人口密度高会使人与人之间的接触率增加，这可能会使病毒更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对美国县级数据的研究显示，人口密度的确同确诊病例数正相关，但是这种关系微乎其微。人口密度高的城市往往是商业中心，这使病毒传播首先暴发并快速扩散。之所以大城市的感染人数较多，只不过是因为它们是最早被病毒攻击的地区。但是，其他城市如果不采取措施，也会步其后尘而出现类似的扩散过程。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人口密度加速疫情扩散。比如，发表在《流行医学学报》的一篇致主编的信认为，人口密度会加速疫情扩散，这是因为人口密度高的地区，人们很难同感染的患者保持安全距离。防控疫情的关键是对密切接触者进行精准追踪，但是在人口密度高的地区这很难达到。作者还举了珍珠号游轮的例子，认为恰恰是在密闭环境的高人口密度导致疫情快速扩散。但是，这篇短文很难自圆其说，并且以游轮举例恰恰说明是密闭空间的人口密度和密切接触情况加速病毒传播，而不是人口密度本身。
**人口密度为什么不会加速疫情扩散？**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多个国家的数据都表明，人口密度和疫情扩散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很难说人口密度是疫情扩散的主因。哈佛大学健康与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前纽约市卫生署主任Mary T． Bassett教授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将新冠肺炎疫情扩散归咎于人口密度是错误的。比如在纽约市内，疫情最严重的并非人口密度最高的曼哈顿区，反倒是人口密度较低的区。
她认为，人口密度不是疫情扩散的关键因素，更加重要的是家庭内部的拥挤状况、贫困程度、种族区隔、复工复产等因素。比如，纽约市的房价和房租非常高，这使人们住得很拥挤，从而为疫情扩散提供了温床。城市只不过是病毒登陆的前门和首站，而在后门和末站的乡镇感染病毒只不过是一个时间的问题。特别是一些低收入的有色人种，他们在城市中的薪水微薄，需要在疫情期间工作，自然会更多暴露在感染风险中。
▲图片来源：新京报网
在《哈佛政治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扩散不是一个地理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高密度的大城市仍然是城市规划的未来，而一些人鼓吹分散居住的郊区可能并不合适。至关重要的是，疫情扩散的主要原因不是人们是否住得近，而是人们能否老实待在家里。
发表在《对话》上的一篇文章，指出相比城市人口密度而言，内部密度可能更为重要。城市密度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包括建筑物、居民、工作机会等方方面面的密度。城市密度也分为内部密度和外部密度，内部密度指建筑物或密闭空间内的人口密度，而外部密度是指人们在户外的流动。《对话》上的这篇文章指出，新冠肺炎主要是在密闭的空间内传播的，所以内部密度更为关键，这包括在公共交通工具、飞机、游轮、医院、办公大楼、宿舍、教堂等空间的人口密度。
《彭博新闻》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密度本身是有贫富之分的，这使我们看到城市人口密度同疫情扩散的关系是微妙的。不是密度大小的问题，而是密度性质的问题。在高密度的城市，如果人们可以远程办公、居家隔离、衣食无忧，那么密度和疫情毫无关系。但是，如果是贫民窟一样的高密度地区，人挤人地涌到大街、公交车和工厂，那么疫情和密度的确有关。
上述发表在《美国规划学会学报》的研究表明，相对于人口密度而言，城区之间的互联互通是更为关键的因素。大都会区内的县之间交往密切，这使疫情扩散较为快速。这意味着城市规划仍然可以坚持高密度人口的居住格局，毕竟人口密度高的城区新冠肺炎死亡率也偏低。
**除了人口密度，我们更需要关心什么？**
人口密度是一个相对静态的因素，而疫情扩散是高度动态的过程。病毒传播的速度取决于可以感染的人群规模，被感染的人群会免疫，从而不会再次感染。这是为什么英国政府最初会提出“群体免疫”的政策主张，因为当绝大多数人感染病毒以后，病毒几乎没有人可以感染了，就会自然消亡。
因此，从疫情扩散的全周期来看，人口密度和疫情传播的关系不大，疫情只会止于群体免疫，无论是通过主动感染还是疫苗接种。认为人口密度高的城市更加危险的人，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实际上，人口密度可能反而是疫情防控的有利因素，而不是疫情扩散的“帮凶”。这是因为人口密度大的城市达到了一定的规模经济，可以更好地兴建公共基础设施并提供公共服务，在疫情防控期间满足人们在医疗、交通、饮食起居等方面的需要，使人们可以居家隔离并有效防控疫情。比如，纽约市前任市长布隆伯格引以为傲的政绩是在其任内显著增加了纽约市居民的预期寿命，使其高于美国全国总体平均水平。
▲图片来源：pexels
如前所述，人口密度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多维度的“距离”，包括：物理距离、社交距离、阶层距离、心理距离等。换句话说，人口密度是有颜色的多棱镜，折射出地理、社交、财富、阶层等多方面的问题。将疫情扩散简单化为人口密度问题，显然过于武断和不切实际。即便是同样居住在人口密度的城市，不同人的命运也是千差万别。比如，新加坡在疫情初期的防控措施得力，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等的广泛赞誉。但是，由于客工宿舍居住拥挤、卫生条件差，致使疫情后期连连失手。
与其关注人口密度的问题，不如考虑更为切实可行和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比如日本东京、韩国首尔、中国香港、新加坡、北京等城市的人口密度都较高，但是都有效控制住了疫情扩散。这说明只要发挥政府积极有为的作用，动员民众配合和支持，就可以克服人口密度等客观条件，取得疫情防控的胜利。
随着疫情在全球进一步扩散，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陷入疫情危机。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而言，城市人口密度较高，贫困人口的家庭居住拥挤不堪，加之卫生条件较差，极易导致疫情快速扩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城市人口密度高就会带来疫情风险，而恰恰说明城市规划、建设和发展需要跟上，通过改善市民的居住格局、交通模式、工作场所和生共空间，使其可以在疫情暴发时能够应对自如。
与此同时，高密度宜居城市也仍然会是未来城市规划与发展的理想模式。人口密度高的城市未必一定会拥挤不堪和脏乱差，反倒有可能是高度宜居的幸福家园。这同城市的整体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完善等有关，也意味着城市管理者需要反思如何使城市更加具有韧性和生命力，能够在危机和动荡之中守护市民的健康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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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