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早就说过 文学应该是人学 人是文学注意的中心
今天小编要带大家来看看的就是关于赫鲁晓夫的一些生平事迹。关于赫鲁晓夫,一些喜爱历史的人不会陌生吧~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出生于1894年的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卡利诺夫卡,赫鲁晓夫在接班人的淘汰赛中上位成功,面对斯大林的巨大功勋,深知要风光必须走反向道路一鸣惊人,不然只能一辈子在斯大林的阴影下,当初苏联几个接班人都是以斯大林卫士的姿态才能进入接班半决赛的的,赫鲁晓夫论资历论与斯大林关系不占优势,而他没有斯大林对国内外大势了如指掌的治国才能。
斯大林对于列宁理论尤其新经济有看法,但他和列宁一样对沙俄恨之入骨,理解列宁推出新经济的背景,在列宁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只有斯大林坚定站在列宁一边。在赫鲁晓夫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期间,他从根本上否定斯大林,此后实施去斯大林化政策,为大清洗中的受害者平反,苏联的各领域均为活化,尤其是文艺获得解冻。那么今天就来一起看看吧~
与文学的真诚、真实问题相联系,同时还提出了一个面向人的问题。就是说,文学要不要把有关人的描写放在第一位,敢不敢真实地发掘人的内心世界,承认不承认人有个人生活的权利。高尔基早就说过,文学应该是“人学”。人是文学注意的中心。但多年来的文学实践却不是这样。这反映了社会上的一种倾向:只承认社会利益、集体生活,而不承认个人利益和个人生活;个人生活往往只是被视作生产过程和社会生活的附属物。
在革命浪漫主义时代,个人生活、个人感情往往被置于一边,这在当时被看成人们的行为准则。如今,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再用这样的准则规范文学、规范人们的行为,就有悻于生活的真实。在关于面向人、人该不该有个人生活权利的讨论中,一种把个人生活权利理解为取决于个人内心自由权利的观念,在青年人中间得到了广泛共鸣。文学的“解冻”带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的“解冻”。1955—1956年,在苏联《哲学问题》杂志上进行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矛盾问题的争论。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什么样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本质、特点和解决方法应当是怎样的?矛盾和对抗的相互关系又如何?在争论过程中,人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具有客观性,并不是什么“恶意的蓄谋”和“敌人的诡计”。同时也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远不是所有的矛盾都是由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产生的,或者是从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其中一部分矛盾之所以激化,是由政策错误所引发,或者是因为不善于依据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采取有效的社会组织形式而造成的。
当时普遍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选择解决矛盾的时机,在解决矛盾时采取正确的方法和形式,具有重要的原则意义。这样,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就破除了教条主义框框,摒弃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为深入分析个人崇拜时期的错误提供了理论根据。与此同时,《历史问题》杂志在这个时期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资料,打破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框框,从现实需要出发阐述历史科学的任务,力图重新评价苏联历史上的有关问题。
苏共20大便在这一背景下召开了。20大的召开,尤其是“秘密报告”的逐级传达,更增强了“解冻”的势头。在这个时期,文学的“解冻”仍然跑在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前头。斯大林时期成百上千的文艺家遭到不公正待遇,这是文艺界怨气最大的问题。各种形式的作家会议都发出了加速平反的呼声,还提出了改组作家协会、取消1946年联共(布)中央决议的要求。文学“解冻”浪潮中引起最广泛社会影响的作品是杜金采夫描写官僚主义压制创造发明的小说《不单单是为了面包》。
小说一发表,就被视为“一个巨大的社会现象”,激起了对社会问题的热烈争论。接着,《哲学问题》1956年第5期发表的《戏剧创作和戏剧演出的落后问题》和《新世界》1956年的第12期刊登的西蒙诺夫的《文学漫谈》,都触及了30年代以来行政命令的文艺领导体制和战后一系列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这一时期,在全苏展开的清查冤假错案、大规模释放政治犯的行动,也在社会上造成了巨大的反响。
几百万人获释还乡,成千上万的无辜者死后得到昭雪,这对社会“解冻”过程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正当“解冻”势如春潮、一浪高过一浪之时,波兰十月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发生了。赫鲁晓夫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于是,从1957年初,“解冻”的闸门开始收紧,《共产党人》、《真理报》和《文学报》等中央报刊展开了对思想文化界、特别是对文艺界“不健康倾向”的批判。接着,赫鲁晓夫在1957年5月13日苏共中央举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作家的会见中,对文艺界的一些作家和作品提出了严厉批评,并把《莫斯科文学》比作“裴多菲俱乐部”。
在这种气氛下,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格医生》只得拿到国外出版,竟获得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1958年10月,苏联作协宣布开除帕斯捷尔纳克会籍。苏共中央主席团又责成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出面发表讲话,向作家发出了“驱逐出境”的警告。再加上全苏范围对他的批判和声讨,帕斯捷尔纳克最后不得不写信给赫鲁晓夫,表示“自愿拒绝接受诺贝尔奖金”。由于官方的收缩政策,“解冻”的思潮变得平缓了,但并未停止。苏共22大又为此思潮打开了闸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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