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尤恩：听说有人说我邪恶 我很想见见他
在课堂上的麦克尤恩10月25日，英国小说家麦克尤恩抵达北京，开始了自己为时八天的中国行。26日为他“中国行”的第一站——参加第三届中国大学生21国际文学盛典，并发表了名为《如果有一天“人造人”写出了小说》的主题演讲。此活动之前，麦克尤恩也与人大课堂与人民大学创意写作班的学生聊了聊写作。七十岁的麦克尤恩未显老态，谈吐举止温文尔雅，可能由于他小说过于光怪陆离，当怀着各种揣测去看向现实中的麦克尤恩时，倒觉得他过分友好和平静。但是在聊天时，言谈中还是透露出他幽默有趣的一面。从《赎罪》《水泥花园》《在切瑟尔海滩上》《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到近年来的《追日》《坚果壳》......创作力依然旺盛的伊恩·麦克尤恩，某种层面上几乎定义了读者们对英国当代文学的全新认识。麦克尤恩谈在自己的工作状态是每天九点就坐在桌前，需要喝咖啡，然后非常努力的先不看报纸，“但是一般都会失败”。“我喜欢一边有一个记事小本，一边是电脑屏幕，我可以来回用。如果我手上有一个手机，我会很难集中精神工作。我夫人用一个软件叫自由飞人，这个软件可以让我们好几个小时不能上网，只能集中精神工作，我写小说写到好的时候写到畅快的时候很难停止，我是逼着自己如果写的好就一直写下去，因为我知道顺畅的一段是会完的，所以如果写的很顺我就逼着自己不能停。”麦克尤恩说。
麦克尤恩和他的中国责编们你可以走出卡夫卡，但很难活着逃出纳博科夫麦克尤恩21岁开始读卡夫卡、弗洛伊德和托马斯·曼，并且感到“他们似乎打开了某种自由空间”，然后他试写各种短篇小说，“就像试穿不同的衣服”。“短篇小说形式成了我的写作百衲衣，这对一个起步阶段的作者来说很有用。”麦克尤恩谈过很多作家对他的有影响，如他所言：“你可以花五到六个星期模仿一下菲利普·罗斯，如果结果并不是很糟糕，那么你就知道接下来还可以扮扮纳博科夫。”在现场，他谈到，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还是卡夫卡。“在卡夫卡之前，英国人写小说都是寻常的恋爱、结婚、吃什么穿什么以及人的阶级等等。我惊诧于当时英国文学界普遍的沉闷。但是直到我看到卡夫卡，他写一个人醒来时发现自己变成了甲虫，可是他最担心的却是上不了班，而不是变成甲虫这件事。我喜欢这种幻想内容和现实情绪的结合，这就是我要寻找的，我想要的。”“而我喜欢纳博科夫是比较晚的事情了，在我的写作时期中属于很晚的阶段，我喜欢和模仿是正常的，但是过一段时间就必须放下，然后发展出自己的想法。纳博科夫有非常伟大的风格，他的句子非常紧凑，如果是进入他的小说世界并且学习效仿，你很难活着逃出来，当然你也会是一个快乐的囚犯。”麦克尤恩也在游刃有余地从各个小说家写作中汲取营养，有时甚至可以戏谑地应用，“比如《家庭制造》，是我在读过《北回归线》之后写得一个轻松滑稽的故事。我感谢亨利·米勒，并同时用一种滑稽的做爱故事取笑了他一把。这个故事也借用了一点罗斯的《波特诺的怨诉》。《伪装》效法了一点安格斯·威尔逊的《山莓果酱》。”
《伪装》当被问起用多久的时间可以抛弃掉别人的影响，确立自己的风格时，麦克尤恩说：“七年。其实是五到十年，但是我很喜欢七，所以是七年。”麦克尤恩谈到写作《坚果壳》是因为当时为了准备一个演讲，他重新阅读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所以哈姆雷特的情节就进入了故事中胎儿的叙述过程，不知不觉地，《坚果壳》就成了哈姆雷特故事的另一个版本。
《坚果壳》麦克尤恩谈到莎士比亚时说，“他对早期人类的现代性的追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他让我们看到有一个自我到底是什么意义。我读书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对我们来说就像空气、阳光，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们可以拥有他的语言，可以分享他的语言，所以我用我的小说去重塑了一次我跟莎士比亚的关系。”麦克尤恩说，在自己的小说生涯中曾有好几次不再相信小说，觉得小说整个事情没有意义，但正是这些他钟爱的作品让他一次次相信小说的美好。控制句子，给人物自由麦克尤恩也谈到，自己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结构自己的小说。“感觉现在新出现了一个需要解释你自己写的东西这样一个行业：你需要再写一个短篇小说去解释你的小说，但是其实写小说的乐趣就是它不断带来惊喜，一个东西可以引申另一个东西的产生。小说的两个主要的元素像绳子拧在一起一样：情节会派生角色，角色会影响情节，这个技巧是非常复杂的。写小说最开心的是，给你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一个本来很边缘的角色发展得非常灿烂，或者一个角色的行为把你的情节拉到一个新的阶段，当你写到最后你会完全忘记了发生的过程，所以解释真的很困难。”麦克尤恩说自己的写作就是控制自己的句子，但是给人物以自由。“我对我写下的句子有我非常坚持的控制，我写完句子的时候会不断回头看。”但他表示，自己也很乐意听到评论家们的声音，他们有时候把作家都不知道的东西写下来，尽管有的评论家是为了写而写。“我昨天知道，有中国评论家说，刚看到我的小说时，觉得我很邪恶，并说不想见到我。“麦克尤恩接着说：“我很期待见到他。”关于所谓的“邪恶”，麦克尤恩也有自己的回应，他谈到自己故事的主人公的确很多都是边缘人，自己的身世和经历也让他对自己的阶层产生焦虑，“在读当时的文坛大人物安格斯·威尔逊、金斯利·艾米斯和艾丽斯·墨多克的作品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无计切入。我不了解他们描述的中产阶级世界，对西利托和斯托利笔下的工人阶级世界也完全陌生。我要找到一个与历史和社会都剥离的虚构世界。所以这些人物身上都带有我的气息，我的孤独，我对社会肌理构造的无知，连同我对融入社会肌理，发生社会联系的渴望。所以他们就这副怪样子出来了。”麦克尤恩在一次访谈中说。麦克尤恩很强调写作时的“试错”：“有时我本来想沿着一个方向写，但是最后机缘巧合地偏离了，这种机缘巧合地错误也给我一些启示。”麦克尤恩也谈到，在小说《阿姆斯特丹》中就有很多类似的情况发生。”或多或少的，我们写了同样的小说麦克尤恩说，即便他很努力地把写的小说和自己的生活留出一个很大距离，回头看时，自己的生活还是以隐喻的方式藏在自己的小说中。“写小说是很尴尬的事情，要打破这种尴尬是很难的。正如有人说过，没有人能写五百字的小说，而在其中没有暴露自己的性格。”麦克尤恩说。但是不同于很多作家的一生跌宕，麦克尤恩过着迥异于他小说的一种平稳安定的感情生活：“过去22年，我有着非常愉快的婚姻，这个是要靠运气的，可能对有一些人，婚姻的体制是不好的，但是对我来说是非常适合的。”七十岁的他，也有现阶段的思考，麦克尤恩说：“如果对世界失去好奇心就是灵魂的一种死亡，对于一个将近70岁的作家来说，我需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危险，如果有一天我对世界的好奇心减退，那我就应该退休了。”现在麦克尤恩仍然对很多事情充满好奇，“我最近就在思考，机器有没有它自己的意识，我也在思考政治，英国最近做出脱欧的选择，是我非常关心的问题。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你可以说我是一个报纸的瘾君子，好像是吸毒一样，我是不能一天不看报纸的。我对科学的兴趣也一直保留，不管生命科学还是物理学方面的东西。”
《我的紫色芳香小说》翻译家黄昱宁谈到麦克尤恩的《我的紫色芳香小说》时说：“七十岁的麦克尤恩，在这篇小说的写作中，进入他最舒适的区域。主人公的年龄、身份、熟悉的人事物，都与他相仿。英国文坛半个世纪的变迁被剪成碎片，均匀地洒在字里行间。这个故事当然关乎道德，窃名逐利者的逍遥法外，让人无法不被文学生态圈的荒诞所震撼——但它更关乎时间。在小说里，作者、读者与媒介之间的关系，是黑色的，是讽刺的，但也是怀旧的，伤感的。”她引用了麦克尤恩书中的一段话：“有时候，深夜，我和他围炉而坐（那是个很大的壁炉），喝着酒，把这桩古怪的陈年轶事——这场灾难——翻出来，于是，他又跟我讲起了他那套经过多年打磨的理论。我们的人生，他说，总是交织在一起。万事万物，我们都讨论过一千遍。我们读一样的书，经历过、分享过那么多事情，所以，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想象以某种奇特的方式熔铸在一起，以至于，最终，或多或少地，我们写了同样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