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梁平：从轻唱到不能自已的混响——刘红立后发制人的中年写作

梁平/文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衡量一个诗人的价值不在于作品的熟能生巧，而在于诗人自己突破自己的别开生面。熟能生巧只是手艺活的小聪明，突破自己则是气象，是非同小可的勇气和大智慧。

我曾经为刘红立诗集《低于尘埃之语》写过序，从诗人最初的温婉轻唱到正视、直逼城市的伤痛，说到了他诗歌进入城市的能力和与众不同的视点和感悟。

这都注定了刘红立不是一个简单自恋的诗人，而是不断在诗歌里制造自己生命的气象，与呼吸同频，与生命同在。

这样的写作，不再是概念里的“言志”或者“抒情”，日渐生成弦歌丝雨、雷鸣电闪、甚至重金属多音部的混响。这种混响是诗人文化底色融入生命的不能拒绝，正因为如此，也成为诗人后发制人的中年写作留给诗坛不一样的记忆。

“改邪归正的恶竹/揭竿而起，护卫一页浣花笺”（《诗歌成都》），这也许是刘红立对城市和诗坛最真诚的期许。

见过太多恶事的检察官，深谙那一湾静谧如诗的浣花溪有多么需要正义的守护，这是对城市美的守护，也是对诗歌尊严的守护。

一个“笺”字，把城市与诗歌连接得天衣无缝，也抨击了诗坛的怪相种种，希望“恶竹”改邪归正，揭竿而起，去守护诗歌的干净与崇高。

我们可以看到，刘红立诗歌关于城市的书写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新旧文化交叠、互动，文化与社会的关联，道德与人文的交织等等，每个层面都不再单一和肤浅，而是繁复到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审视。

尤其在《内柴口》这首诗里，诗人更是以不动声色含蓄，展示了同一空间上的悠远绵长，呈现了一种奇妙的对抗与必然连接的关系：

“他常常是

爬上这个陡坡，就累了

发呆时刻

旧时，大凡闹市

都是杀人的人借被杀的人

出人头地

省城有科甲巷，京城有菜市口

古盐道的内柴口

——他背对

一块石碑冰凉里的热闹

沿着眼前的石梯

来来回回

上上下下

侃好价，一声吆喝

脚夫就把一干货

挑到灶房，码好。一笔交易

就这么简单

厚黑教主直到被黑死，这房间

墙的厚薄

却也未必知晓

忽然来了一阵冷风

浑身的汗径直跌落滏溪河。涟漪

吹起风凉话

幸还是不幸

刘光第识不得李宗吾

唔，这两个同乡。还有

他和

累成仰天的石阶”

这首诗的饱满，不止是融入了久远的年代、那些人物，那些场景，那些欲说还休的复杂的情感，还有诗人自己的进入和对过往人与事的清醒判断。

“大凡闹市/都是杀人的人借被杀的人/出人头地”，这是直到现在都让人背心发凉的惊悚。

写厚黑学的李宗吾“也未必知道”“这房间墙的厚薄”，以及“戊戌变法”的刘光第君子虽然没有倒在故乡行刑的内柴口，却最后倒在了京城行刑的菜市口。

诗里看不见的手起刀落，比看见的更为惊心动魄。这是一个地名构成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的关联，是诗人内心交织的混响。

刘红立的诗，几乎都在努力节制一个点上的抒情挥霍，而是注重这个点上的深耕细作，深在久远的遥不可及，细在肉眼不能捕捉的幽微。

过去、现在和将来，其实是三种力量在对抗和较量，又是生命存在所不能割裂和视而不见的，始终与生命相伴而行。

所以，刘红立很少应景，他的写作除了文字提供给你的理解，文字之外，可以听见余音缭绕。

从《箱子》里“记忆”的“目标”“快速划过”，到《戏台》作为文化空间的底层要素打开的未来之门，“哐、哐”—声，某种文化或文化认知从现实的空间内消失，或逐渐成为结晶状构建起文化的碎片记忆，有的甚至是刚刚认识，又迅即消失的记忆，这都是世人所面临的窘境。

我们没有人不遭遇这样的窘境，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发现，并且把它的流逝作为生命存在的佐证。

归根结底，对社会和人生的认知就是对文化的认知。同一空间同时存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文化要素的对抗，就是正在被抑制的文化残余和正在主导的文化主流，以及未来的新兴文化的对抗。

有对抗的窘境，就有解除对抗的方式，这是一个诗人必修课，也是诗人应该更多关注的现实。

人到中年，刘红立的发声不再是单声部，不是小夜曲，没有靡靡之音，没有风花雪月，他后发制人的绝招，正是他在诗里制造的混响，时而掷地有声，可能振聋发聩。

正如诗人对自己，也是对所有人的提醒：“当天空蔚蓝之时，你的眼眶”，千万不要只是“一种空洞”（《塞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