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报明主情 丹心照汗青 由《前出师表》看诸葛亮的忠心和忧思
三国蜀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计划率兵北伐曹魏。深夜，圆月高悬，相府人声渐隐，室内一片安静，烛火摇曳，隐约能听到远处校场的人喧马鸣。出发前夕，诸葛亮沉思良久，最后拿起毛笔给后主刘禅上奏了一封表文，即《出师表》。
此表文为区别于后来的《出师表》，后人将这两道奏表，依写作的先后称为《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以示区别。
《前出师表》问世近1800年来，后人读之，仍未尝不掩卷慨叹，此乃诸葛亮的忠君报国、救亡图存的肝胆之言、肺腑之音。这文章既是臣子对君王的劝谏之词，也是长辈对晚辈的谆谆教诲，似父亲一般威严，也如母亲一样慈爱，一片用心藏文章，忠义深情寄翰墨，时隔千年，读来仍旧令人感慨系之，催人泪下。
表文从“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起笔，深痛先帝壮志未酬，却不幸驾崩；“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句寥寥，直奔主题，点明天下大势，蜀汉王朝内忧外患、国步艰难的形势让诸葛亮心中充满忧虑。
刘备创立蜀汉，有一统天下的大志，却创业未半就弃世而去。于内，刘备死后，犹如泰山其颓，蜀汉王朝偏居一隅，国力疲敝，大势已去，徒留年少的后主刘禅，他懦弱无能，而又不思进取，胸无大志，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于外，当时蜀国面临的形势是，“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政治的军事的形势决定了蜀国必须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 在夹缝中求生存。蜀国既要对付北方的强敌曹魏，又要联合吴国，使之中立。
当年，刘备白帝城托孤，让诸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从此担上了辅国重任，说刘后主的无能也好，说刘后主的信任也罢，诸葛亮实际上成为蜀汉政权的实际掌权人，系内政、军事要务于一身，“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
于外，他不仅修复了吴蜀联盟；还亲率大军“七纵七擒”降服了孟获，平定了南方，巩固了蜀汉政权的后方；又训练了一支能够出征战斗的军队, 随时准备北伐。于内，他对刘后主一方面是顾虑重重，恨铁不成钢，一方面又全力辅助，亲自打理国内政务。
如今，魏文帝曹丕死，其子继位，汉魏国内动荡，北伐时机到来，诸葛亮想抓住机会出师北伐，但是他对刘后主及国内政务顾虑重重，放心不下。所以，诸葛亮在北伐之前上书《前出师表》的目的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劝请，二是明志。
他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想通过此次上表，安排好蜀汉国内的人事安排，分配好文臣武将各自的职能，确定好政府运行准则，以保证政局的稳定，从而有力地支援战争。
第一，劝请。即对刘后主的进言，荐能人志士，谈治国大计，以消除出师的后顾之忧。
除去忧虑当时蜀汉王朝的内忧外患，诸葛亮还必须要处理好与刘禅的关系。他们既有君臣之分，也有“父子”之别，所以这种特殊的身份决定了他既要尽人臣之礼，又要有父辈之尊，既不能以训诫的口吻，也不该用谦卑的语气，要不卑不亢，方为得体。
当时，刘禅已经即位5年，时年22岁。诸葛亮担心的是他“富于春秋，朱紫难别”，即年轻莽撞，头脑简单，处理不好事情。他深知年轻帝王的弱点所在，即“妄自菲薄，引喻失义”，“内外异法”。可见，刘禅还是太年轻，能力也一般，所以时而自轻自贱，没有一个皇帝该有的样子；时而固执己见，忠奸不分，贤愚不明，宠幸佞臣。而且，刘禅身居宫中，自然更加亲近宫中之人，赏罚之处难免失之偏颇。
所以，在《前出师表》中，诸葛亮概括谈了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之后，他对刘禅劝诫说，“诚宜开张圣听”，不能只听那些阿谀谄媚的奉承之词，而应该广泛地倾听文武百官的推心置腹的忠诤之言，继承和发扬先帝那种求贤若渴，从谏如流的美德，“以光先帝遗德”，才能“恢弘志士之气”，使得全朝的文臣武将，同心同德，辅佐蜀汉，共图大业。
另一方面，刘禅也“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即作为帝王就该有帝王的样子，不能自甘堕落，不能自暴自弃，听从佞臣们的摆布，从而“以塞忠谏之路也”。
诸葛亮还说，刘禅作为蜀汉的帝王，只有“ 陟罚臧否”，严明公正，才能凝聚人心，内外一体，“不宜偏私”，分辨忠奸，辩别贤愚，以昭陛下“平明之理”。
诸葛亮连用“宜”、“不宜”，态度明朗，言辞恳切，反复强调，唯恐有失，可见他对刘后主的殷殷期望。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这既是真实的历史教训，也是对刘禅的警醒，亲贤远佞实为关系到蜀汉兴衰存亡的大事。最后还追加了一句补充，先帝生前每每谈及桓帝和灵帝时期的腐败昏聩，莫不为之叹息痛恨，此间种种，由不得刘禅无动于衷，冥顽不灵。只有“亲贤臣, 远小人”，才能广纳“贞良死节之臣”的忠言，才能做到政治清明，完成先帝的遗愿。
以上诸多建议中，亲贤远佞是核心。但面对文武百官，谁是忠臣，谁是佞臣？刘禅未必了解清楚，所以诸葛亮向年轻帝王推贤进士，从文臣到武将，从性情至才能，叙述详尽周密。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之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
诸葛亮在选拔人才和安排人事方面做了具体的交代，于政事，有董允等人朝中坐镇，于军事，让将军向宠辅佐刘禅，不管是宫中之事，还是营中之事，事无大小，都向他们请教咨询，如此，就能让蜀汉政权稳定运行。
最后，诸葛亮又强调了“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殷殷叮嘱，周详备至。宫中与府中应协调一致，共谋兴国之大业，万不可冲突矛盾，阋墙内讧。
第二，明志。即向刘禅表明自己的忠贞不二之心。
在前面教刘禅如何施政之后，诸葛亮忽而宕开笔墨，自叙平生志向，追叙自己21年来兢兢业业，报效蜀国的经历，旨在表明自己的忠贞之心。
不得不说，诸葛亮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懂得刚柔并济，安抚人心。他知道自己大权在握，树大招风；知道刘禅并非“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知道自己不能只对刘禅做训导，制规定，还得考虑两人之间君臣关系的微妙。于是他坦诚相待，诚挚恳切地自剖心迹，向刘禅披肝沥胆，表述忠心，希望刘禅消除疑虑，勿信谗言，说明自己的所作所为，皆是遵循先帝的旨意，自己并无不轨之心。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
诸葛亮自称是身份卑微的平民百姓，务农为生，在乱世之中，只求苟全性命，不求功名利禄。而他后来出山任职的缘由，只是为报答先帝的“三顾茅庐”之恩义，所以愿意受刘备驱使，辅助刘备征战四方。从应允为先帝效劳，到如今北伐在即，已经有21年了。
先帝临崩托孤，是因为先帝了解诸葛亮为人谨慎，才做出这个决定。为了担负托孤重任，诸葛亮“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他以“平定中原，兴复汉室”为己任，披荆斩棘，出生入死，平定南方，北伐中原，都是为了报先帝知遇之恩，谢陛下委托之忱。
最后，诸葛亮即将离开帝都，奔赴前线，唯恐后方有失，所以再次强调郭攸之、董允等人职责, 劝诫刘后主“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情真意切，语重心长，并与开头举荐文武贤臣相呼应。
通观全文，六百余字有十三处提及“先帝”，虽是诸葛亮极力表达自己对先帝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和报效刘备父子的无限忠诚之心，也是用来激励、鞭策后主“以光先帝遗德”，千万不要辜负先帝的殷殷期望和群臣的耿耿忠心。
全文由始及终谈形势，提建议，荐贤臣，明职责，表决心，一气呵成，又句句在理，字字含情，多方开导，精心叮嘱，质朴感人。
《出师表》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即“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这是此文的重点，是诸葛亮感情所在。是笔墨与泪珠齐下，是惜别后主，更是感念先帝，动人之情不待人言。
“临表涕零，不知所云”，是诸葛亮感时伤乱，心乱如麻，一方面希望刘禅能体察他的一片赤诚，体谅他的万般无奈，希望刘禅快速成长为一个合格优秀的帝王；另一方面，诸葛亮有澄清天下之志，匡扶社稷之心，想完成先帝遗愿，北定中原，兴复汉室，一统天下；然而不论是哪个方面，都非易事，前路茫茫，不知何处是归途，只觉愁深似海。
诸葛亮《出师表》循循善诱，深衷曲意，实乃一代贤相忧君报国的典范，忠贞之志，昭如日月，垂范千秋；梗概之气，鼓怒风云，抑扬天地。
此表自问世以来，获誉甚多，影响深远，令千秋万代之后，高山仰之，无与比肩者，究其原因，是他才兼文武，满腹韬略，竭忠尽节、忠君报国的君子典范，是他满怀赤胆忠心的忧国之情以及匡复天下的高远之志，是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
诸葛亮壮志未酬，大业未成，却于公元 234 年 8 月，终因为国操劳过度，病逝于伐魏战场五丈原，年仅 54 岁。多少后人为之感慨扼腕。 就如唐代大诗人杜甫《蜀相》中感慨万千:“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