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考试我的老师我的同学

我初三的时候，有过一次关乎保送资格的摸底考试，我的语文没有上一百。一百二十分的卷子，全年级四百多号人，上了一百的大概就是那么三两个。但我无法接受自己的语文为什么会这么低。我先是很惊讶，然后去问其他的同学，我的同桌非常坦然地对我说，全年级就只有X和Y两个人上了一百分啊。听到X的名字时，我的意外减少了几分——因为种种原因，她一直受班主任不加遮的偏袒与照顾——然而这并没有让我释然。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反复地想，自己怎么会上不了一百分呢。

基础题都有标准答案和客观给分的标准，我对照过，并没有严重的失误；那应该是作文写偏题了，然而作文题目也没有埋藏任何审题陷阱，我不可能失手的。我犹豫了好久，却没有勇气去找老师查看题卷。这次成绩会带来的怎样挫败与失落，不用多说了。在这次摸底考试前，还有一场大考。班主任，也就是我的数学老师，在考前班会上说：这次考试，八个小组长数学都必须要考上一百一十分。

然后他瞟了我一眼，说：你可以不用。这种赦免当然不是一种宽容，我只觉得分外尴尬。屈辱这个字眼似乎大了点儿，毕竟一个初中生所谓的屈辱，也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事。后来，数学考前，大家搬凳子去各自的考场，我的一个组员走过来对我说：组长加油啊，考一个给他看看。我的数学考了一百一十一分。

毕竟没有人会去过分在意随口一言意味着什么，因而也就无所谓打脸的快感，我甚至没有胆量去想象这样的场景：把卷子扔到数学老师面前让他看看。我拿到卷子的那一刻，也只有如释重负罢了：终于自己干掉了一个会被当众轻视的下场。而语文成绩，自打进校以来，就是如同避难所般的存在。无论我其他科目考得多么令我难堪，语文总能让我多多少少挽回我的些许自尊。那样的一种落差，哪里是其他科目所能够带给我的呢？

后来，大三那年的暑假，我去找初中的好友玩，她是当年被保送的人之一。深夜里，我们坐在操场边聊天，说起初中的那场考试，她说：哎呀，你这么怎么想不开，有些成绩就是为了某几个特别安排的嘛，你难道没发现吗？卷子都没有认真改过的，哪里会那么快出成绩的。后来和另一个当年保送的同学吃饭，他也笑着告诉我，这考试是假的，明眼人都看得出。

这样一说，回忆里某些片段突然又被翻了出来——摸底考出成绩以后，同桌的坦然，以及其他保送生的毫不在乎，并不完全在于同桌和我一样毫无被保送的指望，也不在于那些人拿稳了保送名额，而是因为他们隐约知道，或者一早明白，这场考试的目的何在。而我却非常认真地当成是我的失误，反复地找理由，反思自己到底是哪里没有学好。

又或者，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那么需要语文成绩来维持颜面，像是某种证明，证明三年来，早起晚归，穿越大半个城区去上一所我原本没有入学资格的中学，一切并没有枉费；除了升学的目的之外，也还有一些无关功利的快乐与满足，是读书学习能够给我的。时隔多年，在成都潮湿闷热的夏夜里与快餐厅嘈杂的人声中，我却只觉得好笑。

何况，随着时间流逝，一场考试对于我的影响，也终于在高中大学里无数次考试的重复中，淡到看不见，摸不着。高中时语文仍然是我最喜欢也最擅长的科目，只不过数学和英语渐渐好转，同样可以考出一个相当不错的分数，以至于语文成绩不必再成为我唯一的安慰来源。那么，这一切就到了该过去的时候了。

然而一切都要抛在身后么，大约也未必。那次课间，我犹豫到上课也没去。接下来一节课是化学课，我坐在最后一排，脑子翻涌的都是关于考试的疑惑与难过，老师讲了什么，我完全没有听进去。下了课之后，化学老师隔着人群喊我到讲台前去，她问我：你怎么啦，一节课都不对劲儿。担任化学课代表的朋友就站在一边，解释说，老师，她摸底语文没考好。化学老师听了，眨了眨眼，说：没考好不要紧，一次考试难免的，你看整堂课你脸上都挂着盐水珠子。然后她伸出手，说：来，和我握个手，下次考试好好努力，好吗？

我飞快地和她握了握手，然后回到了座位上，愣了几秒，捂住脸大哭起来。或许对她来说，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寻常之举，安慰一个考试过后失落无比的学生而已；然而十五岁的那个我，也只是需要这样一个握手。如果我不是那么笨的话，是该去好好学化学的。（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