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全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设立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西南联大由当时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及私立南开大学三所大学共同组成,前身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校纷纷内迁。抗战八年间,迁入云南的高校有10余所,其中最著名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1938年4月又西迁至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长期以来,后世对西南联大的描写都是以治学严谨、学风优良为主流,但是片面的描述显然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其实在西南联大学术成就斐然的背后,也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
公正的说,西南联大虽然只存在了仅仅8年的时间,但是确实产生了不少斐然的成就。很多专家都说过这样一句话:西南联大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这所只存在了8年的“最穷大学”,却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8年时间,西南联大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相比于现在的教学条件,当时可谓是艰苦至极。教授赵忠尧,为把50毫克镭带到昆明,冒着杀头危险,化装成难民,把装镭的铅筒,贴身紧抱在怀里,坐火车时,数天数夜不敢合眼。抵达昆明时,胸膛已烙上两道血印,但赵忠尧却为此雀跃不已,因为他保全了中国高能物理的全部家当。
朱自清患有严重胃病,在昆明因为饥一顿饱一顿更加严重,有一次得了痢疾,还坚持连夜批改学生作文,妻子劝他休息,他说“我答应明天给学生的。”书桌边放着马桶,整整改了一夜作文,拉了30多次,第二天人都脱了相,脸也没洗就去上课了。
潘光旦右腿膝盖以下截肢,行动不便,他住在郊区,要请人抬他到学校上课,从不迟到。力学教授周培源住处离联大20余里,没有公路无法坐车,他只好买了一匹马,每天早上骑马先送两个女儿上学,再骑到联大。可以说是彼时联大独特的一道风景线。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可以说,当时的文人志士还是很有那种早已消失不见的文人气概的,为了能够支援西南联大,很多教授冒着杀头的千里迢迢赶到昆明。没有教室,就临时租借加搭建,就这样,在短时间内就迅速恢复了学术研究,并且不断地创造着当时中国的最新科研成果。但是,就是在这样一片“学术净土”里,也有着很复杂的政治斗争。
面对着众多先进知识分子云集的西南联大,国共双方显然都不会放过这个宣传自己的好机会。一方面共产党在西南联大的内部,由上层教授开始逐渐发展自己的党员。而此时的国民党也没有对西南联大听之任之,同样努力试图加以控制。
1938年陈立夫出任民国政府的教育部长,开始贯彻蒋介石“战时教育平时看”的方针,加强对青年学生进行的“党化”教育。为了能够更快的吸收青年学生入团入党,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国民党为拉拢教授学生专门成立的社团,后续发展至500人,并长期控制了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更是专门针对这一问题修改了团章,将团员年龄改为16—25岁,此后大学党部,自可专以教职员为对象,党员年龄当在25岁以上。这一矛盾在1940年蒋介石的一封电报中,就能一窥西南联大内部严重的党派斗争,电报说:“根据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共负责人姚圻池、张际尚(女)(姚张二人均系陕北抗大派往)、侯仁仲等在校活动日趋激烈,于三月五日煽动该校工役三百余人全体罢工,要求增加饷,校方允每人月加五元(每人月饷自二十二元至三十元),膳费缴半数,始于十日复工。现复出版壁报,谩骂政府腐化、国民党专政以及陕北、河北国军开始剿共,减削抗日国力等荒谬言论。现该校中共党员已有二百七十余人,当地政府及学校当局不甚径意等情,特电知照,即希注意。”就这样,你拉我夺,后来根据国民党的统计,被发展成为党员的教授为85人,而当时教授总数仅为155人,也就是说超过了一半的教授都被发展加入了国民党。
除了正常的发展党员之外,其实西南联大内部还分别安插有特务进行监视。曾在1941年考取西南联大的原中共鄂西特委书记马识途就曾所说:“当时在联大的政治力量十分庞杂,有特务的力量,有云南的地方势力,有张国焘的所谓非常委员会的特务势力,有托派的势力,还有鼓吹第三条道路的美国的隐秘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