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幼仪：这大概是最早版本的《我的前半生》
封面新闻记者 刘付诗晨
1996年，张幼仪的侄孙女张邦梅在美国出版了一本张幼仪的英文版口述自传，该书在台湾和内地先后出版，被翻译为《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书中写道，多年以后，在美国纽约定居的张幼仪对张邦梅这样总结她那段著名的婚姻：“在中国，女人是一文不值的。她出生以后,得听父亲的话；结婚以后,得服从丈夫;守寡以后,又得顺着儿子。你瞧,女人就是不值钱。”她的窗下，此时欧美的女人们或正在呐喊证明着自己的存在和价值。
这部平实的二重回忆，将20世纪瞬息万变的东西方文化与性别角色的转变经由一个女人奋斗揭示出来。她说出的并不只是她自己的声音。那是从清末响彻到民国,又从上海尾随到纽约，至今缠绕的声音。
“苦过来的人”
1900年，张幼仪出生在江苏省宝山县。她比林徽因大四岁，比陆小曼大三岁，而年纪相差不大的三个少女，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处境。
张幼仪
尽管在张幼仪去世时，《纽约时报》的专题报道曾特别提及“张幼仪的家庭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颇具影响力。他的两位兄长张公权和张君劢，都是财经界和政界的著名人物”。事实上，张幼仪祖上虽做过高官，但到父亲这一辈早已不如从前，是当地一位颇有声誉的医生，家境只是殷实。
从张幼仪的叙述看，他的识见没超过他当时的身份。囿于愚昧的重男轻女传统，张幼仪和父亲之间远谈不上亲密：“除非爸爸要求，我从不在他面前出现……除非他先开口对我说话，否则我不会在他面前启齿。”
在教育这个问题上，张幼仪的父亲一如守旧之人。张家一共八个儿子四个女儿，张幼仪的二哥和四哥都早早出国留学，张父依然觉得让女孩子接受哪怕最基本的教育都是奢侈之事。只有当张家为男孩所请的私塾先生有空的时候，才过来给女孩子们讲点《孝经》、《小学》之类。
读书的机会，是张幼仪自己做的争取。十二岁那年，她在《申报》上看到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在招生，说只要上三年学，第四年就可以实习老师的身份，交低年级的学生，毕业时，还可领到一张小学教师资格证的证书。重点是，学费低廉，一年只要五个银元，什么都包含在里面，便请求父亲送她这个“不值钱”的女儿去求学。
林徽因和陆小曼的成长轨迹则不一样。两人的父亲都毕业于日本名校早稻田大学，皆是是民国初期的开明智士。而林徽因与陆小曼，从小便得到父亲的关怀和重视，得到极好的教育，从小到大，都就读于名校。
现存林父亲给林徽因写的最早的一封信里有这样一句话：“知悉得汝两信，我心甚喜。儿读书进益，又驯良，知道理，我尤爱汝……”
年少时期的赞美和欣赏，是一个女孩自信的基石。童年得到父亲注视和关爱的女孩，在后来进入男性世界时，才会有自然而然的自信、明朗、活泼和温柔，那是一种最容易被爱的气质。
知乎上有个问题，大意是张幼仪这样的女性，可能适合做妻子，但男人会喜欢吗？
的确，未被注视过的坚强少女总是往往无法成为男人眼里有魅力的女人。如张幼仪说自己，不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我是苦过来的人”，很严肃。
这种严肃来源于坚强的少女一开始就明白，和备受欣赏的女孩不同，自己有付出才有收获，去争取才有得到，对世界缺了一种很傻很天真的信赖。在不自信同时对外部世界也不能信任的情况下，她们通常选择严肃，选择收紧自己。
如果有人懂得她这严肃的由来，也许会对她多一点怜惜与疼爱。但徐志摩显然不会。
成为妻子
和徐志摩这桩著名的婚事，是张幼仪最亲的四哥张公权定的。
1913年，张公权刚从日本留学回来便成为浙江都督的秘书，经常到学校视察的他被一篇的中学生作文所招引，问询之下，得知文章作者是徐志摩。爱才心切的张公权当晚给徐申如写信，提议将自个的二妹张幼仪许配给徐家令郎。徐申如虽是江浙富豪，但在重文抑商的我国传统社会里，能够与书香世家的张家结亲，依然是求之不得的荣耀。他在回信中表明：
“我徐申如有幸以张嘉璈（即张公权）之妹为儿媳。”
生性自由浪漫的徐志摩却和父亲的态度完全相反，在看到张幼仪照片的第一眼时，他只是鄙夷地说了句，“乡下土包子”。两年后的1915年12月5日，两头家长为张幼仪和徐志摩操办了一场极端盛大的老式婚礼。张幼仪被迫中断学业，进入了只有自己一人的“围城”。
张幼仪和徐志摩
张幼仪成为了徐志摩用来抵抗的靶子和盾。他在她身上发泄过对时代和家庭的不满，也用她来抵抗自己对家的责任和义务。
1918年，张幼仪生了儿子阿欢，即徐积锴。与此同时，在恩师梁启超的主张下，徐志摩于1918年8月前往美国，自费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克拉克大学前史系学习。1920年9月，徐志摩离开美国前往英国，于同年10月进入伦敦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一口气注册了6门课的徐志摩，随后却堕入对16岁少女林徽因如痴如醉的寻求中。1921年春天，张幼仪来看徐志摩。在伦敦没呆多久，因为徐志摩旷费学业和喜好搬运，在英国兄弟狄更生的协助下，从伦敦大学转到剑桥大学，夫妻二人因而搬到离大学6英里的小镇沙士顿。
张幼仪和长子徐积锴
张幼仪本以为自个出国后能够重拾因成婚生子而中止的学业，没想到却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家庭主妇，买东西、洗衣服、清扫房间、预备一日三餐。
而等她第二次有读书的机会时，已然是离婚后。
林徽因曾经评价徐志摩优雅、善良，总是苦自己而不肯伤害别人。可是挪到张幼仪身上，徐对张的态度与这些评价毫不相干。
得知张幼仪第二次怀孕时，徐志摩只有“赶紧打掉”的“建议”，甚至怎么打，在哪打都没有兴趣过问。妻子一句“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换来比石头还硬的一句：“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而后徐志摩因为飞机失事而身亡，则是后话。
没多久，徐志摩不告而别。“我的丈夫好像就这样不告而别了。他的衣服和洗漱用具统统留在家里，书本也摊在书桌上，从他最后一次坐在桌前以后就没碰过。”
某日早晨，徐志摩的好友黄子美前来敲门，说是带来徐志摩的口信。黄子美问道：“你愿不甘愿做徐家的媳妇，而不做徐志摩的太太？”徐志摩给出的离婚理由是：“小脚与西服不搭调”。而令人讽刺的是，张幼仪并不是真的小脚。在她3岁那年，母亲为她裹脚，她撕心裂肺的哭喊让哥哥心痛，便作主扯了裹脚布，成了一双放大脚，日后穿起西服配上皮鞋，也并无不协调。
黄子美走后，张幼仪向正在巴黎访学的二哥张君劢求助。在二哥“万勿堕胎，兄愿收养。抛却诸事，前来巴黎”的叮嘱下，张幼仪再次去了巴黎，二哥请了刘氏夫妇照顾。临盆前，七弟到来，并对她悉心照顾。
二儿子出生后，张幼仪回到英国，消失了半年的徐志摩带着离婚协议书也回到了家。在不哭不闹中，还未恢复生产的张幼仪结束了自己的地一段婚姻。
女银行家
离婚后不久，张幼仪进了德国裴斯塔洛齐学院就读幼儿教育，继续了中断多年的教育梦想。
徐家每个月寄两百美金给张幼仪，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她的负担。为了更好地学习，她请了一个保姆朵拉，照顾儿子。在德国生活的几年，张幼仪脱胎换骨，早已不似当年，唯唯喏怒，谨小慎微，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女人。或者说从来很多人都误以为张幼仪是一个旧式的小脚女人，实际上，她在精神和行为上，比陆小曼更符合新女性的标准，和林徽因一样有上进心，只是少了一点自我和轻灵。
现在位于上海南京东路480号二楼的上海工商银行黄埔支行，在40多年前，是女子商业储蓄银行，也是张幼仪叱咤风云、施展才华的地方。在进入东吴大学教授德语一学期，并开办了上海榜首家服装公司--云裳服装公司后，有人聘请张幼仪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总裁。在犹豫很久后，张幼仪出任该银行的副总裁。
她把自己的办公桌安置在大堂最后的角落，为的是观察、监控所有职员。身为银行的副总裁，她每天上午9点准时上班，从不迟到。“有主见、有主张、且相当主动”的“三主”女强人，以她铁娘子似的勤勉和严格再加上兄长的帮助，很快就在金融界风生水起，大获成功。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搭乘的飞机在济南党家庄邻近触山爆破，陆小曼昏死过去，用拒绝认尸来拒绝事实。张幼仪镇定决断处理了悉数：让八弟禹九带领13岁的阿欢前往济南招领遗体。公祭典礼上，陆小曼想把徐志摩的衣服和棺材都换成西式的，被张幼仪坚决回绝。
1949年4月，张幼仪移居香港。认识了她的房客、医生苏记之。这位医生性情温和，谈吐风雅，不料老婆弃他而去，他独自抚养四个孩子。两人日久生情。1953年，苏记之向张幼仪求婚。张幼仪先后给自己的二哥、四哥、儿子阿欢写了信。二哥和四哥未置可否，只有儿子阿欢的信让张幼仪泪流满面，放下一颗心。信写得通情达理，情真意切，“母孀居守节，逾30年……母职已尽，母心宜慰，谁慰母氏？谁伴母氏？母如得人，儿请父事”。
1953年8月，张幼仪和苏记之在日本东京一家大酒店举行了婚礼，在和美平静地生活了20年后，苏记之因为肠癌离世。
晚年的张幼仪来到美国，在儿子附近住下来，开始她规律的生活：每天7:30起床，做完操吃早餐，一碗麦片粥，一个白煮蛋。平时看看报，走走亲戚，上上老年课程，德文班、有氧操、编织班之类的。每周还搓一次麻将，允许自己有200美元的输赢。一切还是按部就班，有条不紊。
1988年，她以88岁高龄去世于纽约，安葬在郊区墓园，石碑上刻着“苏张幼仪”4个字。
在徐志摩活色生香的感情生活里，、张幼仪是那惨淡、单调的一笔，而她自己却说，“我一向把我这终身当作两个时期：‘德国前’和‘德国后’。去德国早年，我凡事都怕；去德国往后，我一无所惧。”
而这两个张幼仪，都得到了世人最大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