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张献忠“江口沉银”民间传说有关的历史真相

彭山江口明末古战场遗址持续展开的考古发掘，正在不断拼接着和张献忠“江口沉银”民间传说有关的历史真相。

4月29日，遗址2019-2020年度考古发掘的新闻发布会上，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发掘再度出水文物1万余件，大多数还是“金银”财宝。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当属“蜀世子宝”金印。这是国内首次发现世子金宝实物，也是目前存世的唯一一枚。金印之外，十余枚张献忠大西政权的银锭，首度以实物勾勒出他在四川的统治疆域;而考古人员发现的江底文物分布规律，更揭示出张献忠撤退成都时的准备充分。

首次发现世子金宝

断裂成4块的“蜀世子宝”金光耀眼、龟钮上的鳞甲刻画精细工艺不凡;刻有“嘉定”“安县”等字样的大西政权官银50两一锭、摆得密密麻麻;各种来自民间的金银首饰、象征王权和功绩的金册、金币，同样不计其数……29日上午，本期江口明末古战场遗址出水文物向媒体开放，仍然带来强烈的视觉震撼。

2017年，江口明末古战场遗址开始发掘至今，从证实江口沉银不是传说，到证明江口是古战场遗址，每一期的发掘都有不同的学术目标。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中心主任、江口项目领队刘志岩介绍，此次发掘为第三期，其目标是进一步了解遗址分布范围及文物分布规律，从而为后续遗址的全面保护和利用提供帮助。

在此之前，考古人员已根据陆地调查和水面探测相结合的方式，将遗址划分为了五个区域，本年度的工作区域，就在前两期考古发掘的偏上游处。

去年11月10日，围堰正式开始，被滚滚岷江水冲刷成锯齿状的江底砂岩渐渐裸露。历时3个多月，考古人员在5000平方米的范围内，再度发现了1万多件文物，其中就包括了这件国内首次发现的世子金宝实物。

刘志岩说，当时这件金印中的3块，和其它黄金属性的文物散落在一起。在连绵的朱红色砂岩和灰色泥沙映衬下格外耀眼。而篆刻有“蜀”字的这块，则被水冲到了下游20多米处，直到数日后才发现，“我们当时都快绝望，以为找不到了!”当工作人员尝试着把它和此前发现的3块金坨坨拼接在一起时，“蜀世子宝”4个大字清晰出现在了金印的底部。它的上面，则是一只头部已丢失的龟形印钮。

“蜀世子宝”的发现，让考古人员十分兴奋，因为“蜀世子宝”这种世子金印，在国内还是首次发现，这也是目前存世的唯一一枚。经过检测，金印印台边长约10厘米，总重约16斤，含金量高达95%。考古人员认为，“蜀”字证明这枚金印原为明蜀王府之物，“世子”为亲王嫡长子。从印文可知，这枚金印为明代蜀王世子所拥有，既是蜀王世子的身份象征，也是蜀王府历代世子传用之珍宝。

两年前，同样在江口遗址，考古人员出水了“蜀王之宝”。相比之下，专家们认为这件蜀世子宝更加珍贵，因为它几乎可以完整拼接、复原了世子金宝的原貌，为史料记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即使金印分为4块，也蕴含着丰富历史信息。因为这种破坏极可能是张献忠所为，象征着对旧有政权的破坏和颠覆，也可能是张献忠从蜀王府洗劫财富之后为方便携带，直接将其碎成数块。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蜀世子宝”重约16斤，而此前眉山公安追剿的重要文物----张献忠“永昌大元帅”金印，不仅含金量只有70%多，其重量也只有约7.8斤，不足明朝蜀王府世子金印的一半重。

“大西”银锭勾勒张献忠统治范围

在众多出水文物中，黑沉沉的银锭早已令考古人员见惯不惊。不过今年，当他们清理掉银锭上的泥沙，却发现十多枚50两规格的官银，竟然都属于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制造。这些发现，再度让大家兴奋不已。

刘志岩说，在前两次考古出水的官银中，大多数属于张献忠从行军所经途中抢劫的明朝官府的官银。其中的多枚官银上，不仅有“长沙府”等外地地名，也有四川巡抚陈士奇、廖大亨的名字。通过这些官银，就可以勾勒出张献忠起义后的行军路线。那张献忠1644年在成都称帝以后，他的统治范围究竟有多大呢?在此之前，史料仅仅模糊记载为四川，其范围并未明确。而此番出水的大西政权官银，则透露了相关信息。

据介绍，在前两期出水银锭中，其实也曾发现了几枚张献忠“大顺”年号的银锭，但因数量极少，并不能更多解读。此次发掘中，有“大顺”年号的银锭多达十余枚。记者看到，这些银锭正中均由工匠歪歪扭扭刻画了“大顺”年号以及“乐至”“仁寿”“德阳”“广汉”“安县”等地名。勾勒这些地名，可以发现张献忠1644年在成都称帝之后，统治范围至少北到绵阳安县，南到乐山。而他在偏居四川的短暂3年里，也曾展开政权建设。只是他的政权并不稳固，既面临清军入川，同时还面临南明军队的压力，最终逼使他在1646年撤离成都，岂料在江口遭到明将杨展伏击，自此大伤元气。

文物痕迹揭开张献忠撤退细节

那张献忠众压之下撤离成都，是仓皇出逃吗?《明史》对此并无记载，不过此次发掘中江底文物的集中分布等新发现，却透露张献忠的撤退其实做足了准备。

在尚未被洪水吞没的考古发掘现场，多块江底基岩上清晰可见银锭嵌入其中留下的痕迹。刘志岩解释，金银器和水相比，比重极大。当年张献忠被伏击兵败之后，满载金银的木船径直沉入江底。300多年以后，木船腐蚀，金银继续散落。当江底河沙被流水带走，重达数十两的金银锭与基岩不断摩擦，最终深深“镶嵌”其中。这一新发现的价值极大，“它可以说明当时张献忠沉银就发生在这里，因此这片区域离当年的战场区域已十分接近。”

不仅如此，考古人员在发掘时，还发现了文物按不同金属属性集中分布的情况。在“蜀王至宝”发现的地方，还同时堆积了金锭、金耳环、金手镯等黄金制品;而在有的区域，则大量发现银锭等同类物件，其中一处仅“嘉定府”的银锭就发现了8枚。“这其实可以推测张献忠撤离成都时并不是想象中那么慌乱。”刘志岩说，这些收刮来的金银财宝，未来还将被张献忠作为军资，因此离开成都以前，他将其分门别类打包，分船、分类装好后才出发。也正是因为如此，300多年后才仍然在江底留下文物分类聚集的蛛丝马迹。

此次考古发掘，还在江底岩缝中找到了多枚不同规格的铅弹。2018年，江口遗址出水了三眼火铳，证明遗址作为古代战场遗址的性质。此次找到用于火铳的铅弹，为战场遗址性质的确认提供了更多证据。

有意思的是，在张献忠沉银之外，考古人员还在三次考古发掘中出水了数万枚从汉代至民国时期的钱币，从秦半两、直百五铢到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几乎涵盖了所有重要的时代。它们也间接证明江口古镇千百年来，作为“千里岷江第一镇”的重要交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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