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书记牵挂的这件事 民营企业正在撸起袖子加油干！

“精准扶贫”是近年来中国的重要议程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已让逾7亿人口摆脱绝对贫困，成为世界反贫困史上的奇迹。2013年起，中国扶贫进入了“精准扶贫”阶段，瞄准扶贫对象，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实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

其中，大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和企业家，以不同形式参与扶贫开发，成为中国扶贫的重要力量，并提供了独特的创新样本。据统计，有超过6万家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到2017年底，已有5.12万个村落得到包括民企在内的企业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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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互补、有创新性、关注扶贫领域项目的持续性，这些都是社会组织、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工作中的优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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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万企帮万村”行动中受表彰的民营企业家回信，对民营企业踊跃投身脱贫攻坚予以肯定，勉励广大民营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踏踏实实办好企业。

从安徽凤阳的小岗村，到湖南花垣的十八洞村，若要回顾改革开放40周年给整个中国社会带来的翻天覆地般的转变，“扶贫”与“脱贫”绝对是绕不开的两个关键词。

据国务院扶贫办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40年来，我国贫困人口数量已从1978年末的7.7亿人下降到2017年末的3046万人，累计减贫7.4亿，贫困发生率也从97.5%下降到了3.1%。联合国2015年发布《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指出，中国对全球减贫工作的贡献率超过70%，起到了“火车头”的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部分农村曾凭借释放的生产力，依靠市场快速脱贫；1986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标志着我国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有组织的扶贫开发正式启动；1994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提出，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2013年进入“精准扶贫”阶段后，全社会对扶贫工作的参与积极性有了很大提升。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强调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2018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打赢脱贫攻坚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出，动员全社会参与脱贫攻坚，要激励各类企业，社会组织扶贫，深入推进“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开展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公益扶贫……提高精准扶贫成效。

越来越多机构、组织同样意识到，脱贫攻坚不仅仅是某一方的独角戏，而是社会各方参与的合奏曲。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们，同样是这场脱贫攻坚战役中闪光的力量。

“善果”枸杞

从北京飞到酒泉的航线，途经千里，越过雪山和沙漠，让目睹眼下景象的北京康而福药业董事长宋明选心生触动，“我们的国人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中生存、守卫我们的国土，我们这些企业家，有责任去帮助他们。”回忆起在戈壁滩筹集资金修水渠、种枸杞帮助当地脱贫的初衷时，他对记者这样说道。

从事医药行业多年的宋明选，与新疆全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彭一峰是商学院校友。来到甘肃酒泉市参加戈壁挑战赛的活动时，大多数都是民企创始人的校友们也想在当地做一些公益项目，通过酒泉市政府的介绍，他们找到了银河移民村。

位于甘肃省酒泉市瓜州戈壁边缘的银河村是一个移民村。2006年，当地村民从东部贫困山区搬迁来此，面临着缺水，没有产业的问题，村民只能每天蹲在墙角晒太阳，靠着政府的扶贫补贴和平时种植的一些棉花糊口。多年来，如何让这个村摆脱贫困，成为当地政府老大难的问题。

2015年，宋明选等校友与当地政府约定，以1比10的比例筹集资金为当地修建水渠。短短数小时，宋明选就通过校友网络，筹集到了42.19万元的善款，这意味着，当地政府也要投入四百多万元，才能修好银河村的灌溉水渠。

“政府日常工作需要面对的方面太多，这就需要我们民间资金和力量投向具有公共性的领域，找到政府和社会的痛点，从而找到投资方向。”宋明选对记者总结道。

经过前期调研，宋明选和彭一峰等民企创始人发现，银河村的自然环境适合种植枸杞，但由于当地缺少技术和相应的销售渠道，一到枸杞采收季节就陷入了“谁价格低谁就卖得动”的价格战，利润逐渐走低，农户逐渐改成种植有统一收购价格的棉花。

面对上述困境，他们经多次探讨后决定通过电商的渠道，在保证枸杞质量和外包装个性化的基础上，打通生产和流通销售环节，一方面保证对种植户较高的收购价，另一方面也让消费者感受到性价比的提升，再通过校友渠道的宣传，让种植枸杞重新成为当地的优势产业。

为实现这一想法，在2015年5月份戈壁挑战赛开始时，商学院戈友们共同组成了项目小组，整合学院资源帮助当地百姓创建一个农产品品牌，让当地村民依靠自己的力量真正富起来。

项目小组向商学院的校友们发布了提前认购枸杞的信息，收到相应订单后，农户按照要求进行采摘、晾晒，与此同时，他们还利用这笔预收款，给当地建起了枸杞生产的烘干厂房，并邀请政府部门对枸杞的质量进行把关、认证。在推向市场之前，设计师平刚也为这款名为“善果”的公益扶贫产品设计了新颖的外部包装。

彭一峰告诉记者，当时市面上枸杞的价格从50-200元一斤都有，“善果”枸杞最后包装定价为100元一斤，这种中高端的定位，就是为了适应市场上商务需求。

2015和2016年，善果枸杞累计认购善款近348万元，共收购爱心枸杞21147公斤，直接受益农户从36户177人，增加到92户436人，人均年增收超过35%，善果枸杞的结余资金，一部分用于当地农户的苗木补贴，另一部分则用于银河新村的整体帮扶。

“善果枸杞”这个扶贫项目后来被商学院当作商业模式扶贫的经典案例保留了下来。一名商学院副院长、管理学教授说，这一扶贫产品标准化、村民积极参与、物流快速便捷、政府信用担保和营销策划宣传，都是促成该扶贫模式成功缺一不可的因素。

“即便这个村没有我， 也照样不会穷”

距离甘肃酒泉2200公里外的江西，另一个民营企业家群体扶贫样本同样值得关注。

2017年5月，由长江商学院和江西吉安市联合开办的“领航井冈”企业家高级研修班开班。用国际公益学院院长王振耀的话说，“‘领航井冈’是一个与国家社会要求相匹配的公益慈善工程，以教育、民生、产业三大扶贫模式结合助力老区发展，这是长江公益事业的又一次创新和突破”。

在“领航井冈”工程中，江西遂川“狗牯脑茶”（又称“善茶”项目）是继“善果”之后，又一个民营企业家以产业扶贫参与精准扶贫的可持续性案例。

该项目由长江商学院发起，由副院长阎爱民等教授牵头，并成立了“善茶”项目组。参加者还有支红、廖海霞等多位长江校友。其中，廖海霞是江西深海现代农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三年前，廖海霞第一次到贫困村戴家埔镇阡陌村，对整个村庄印象深刻——没有楼房，因为刷不起墙面，房屋红色的砖头直接裸露在空气中，基本没有青年留在村中……廖海霞对记者这样回忆道。

正是这样一个深度贫困村，它的地理条件却适合生长一种鲜为人知的地方特产——狗牯脑茶，这是一种珍贵茗茶。1915年，狗牯脑茶曾与茅台一道获得过国际大奖。

近年来遂川逐渐将茶业作为兴县富民的第一产业。据遂川县茶业局数据显示，2018年全县茶园面积已经达26万亩，当地茶叶的种植和采购均以民营企业为主，这些企业在生产茶叶过程中，会随机接受当地质监部门的检查，只有通过了验收，才能通过品牌共享的形式，冠名为价格较高的“狗牯脑茶”。

阡陌村是全县海拔最高的村庄，“善茶”项目组相信，如果狗牯脑茶能够在这里实现规模化种植，茶叶的高品质和高溢价一定能让这个村脱贫致富。

但更现实的问题是，村里几千亩梯田多年无人耕种，田地里的芦苇根系都生长了好几米，20厘米的泥土层下全是大块无法耕种的鹅卵石，通往阡陌村的山路运送不了大型机械，村庄要建设茶叶加工厂，可连一块三亩的平地都难找到……这需要多少投资？

由于民营企业难以获得农业方面的贷款，2015年以来，廖海霞在“善茶”项目组的整体统筹和支持下，开始帮扶阡陌村，前后投入了4800万自有资金，挖坏了好几台挖掘机，每年光是给村民发放种植茶叶的劳务费，就超过400万元。

这几年，阡陌村中下自十几岁的少年，上到80岁的老人，都可以通过种植茶叶在廖海霞这里领取工资，加上土地使用权转让费用和每年茶青的收购价，一年下来，当地村民收入都能达到人均一万多元。2018年10月22日，记者在村中走访时发现，随处可见忙着盖新房的村民。

“对于商人来说，农业前期投入较大，基本要7年才能回本。但对于村民来说，哪怕以后我自己都破产了，这个村有茶业作为产业，照样不会穷。”廖海霞这样对记者说道。

作为狗牯脑茶的经销商，茶人岭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支红告诉记者，校友廖海霞在上游提供产品，她在下游利用电商打开销售渠道。这一款与善果枸杞有着相同气质的“善茶”，运用了与善果相似的包装和标志，在标准化的运作上也有一致性，但在扶贫产品的设计上会有不同的思考。

2018年3、4月，阡陌村的茶叶首次面世。截止8月30日，销售额已达到119万元，除了产品成本和项目运营费，支红将该项目所有利润都拿出来，用于支持江西当地贫困学生在制茶工艺上的培训。

“今年的首批捐助资金26万已汇入长江慈善基金，预计明年还能够产出60万-70万元的捐赠额，这批资金将全部用于吉安地区贫困户家庭子女赴福建接受专业的茶专业培训，这将会逐渐改变当地产茶技术较为落后的局面。”支红这样说道。

企业在扶贫中的位置

类似“善果”“善茶”这样民营企业以发展产业参与精准扶贫的案例，近年来在全国还有不少。“万企帮万村”行动自2015年10月开展以来，已有6万多家民营企业参与其中。

2018年6月，浙江民企代表之一的新湖集团旗下慈善基金会就与云南省政府合作，共同发起“新湖乡村幼儿园计划”，预计在未来三年内出资7000万元，在云南省政府的指导下，实现云南怒江州乡村幼儿园全覆盖，通过教育扶贫，阻断贫困之间的代际传递。

7月，浙江另一民企代表传化集团也表示从今年开始实施“传化健康扶贫行动”，计划3年内在全国1000个深度贫困村建设“传化·安心卫生室”，帮忙解决深度贫困地区百姓的医疗健康问题。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万企帮万村”行动精准帮扶了388.64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涉及2.46万个村（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村2.1万个）；产业扶贫投入382.52亿元，公益扶贫投入82.98亿元，安置就业30.76万人，技能培训31.63万人。到2017年底，已有5.12万个村落因得到企业帮扶，已经脱贫或正走在脱贫路上。

“精准扶贫是我们在解决绝对贫困过程当中的最后一场战役。”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顾问、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对记者表示，这也是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不能回避的问题。

自2014年开始，中国将每年10月17日设为“扶贫日”，时任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介绍，“1017”谐音为“邀您一起”，意在最广泛地动员全社会力量投入扶贫济困工作。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特别明显的就是企业帮扶，国有企业的帮扶、民营企业的帮扶”。能力有多大，肩上的担子就有多重。基于较强的经济实力，大型企业已成为我国精准扶贫的重要力量。

“在精准扶贫的问题上，我国政府已经做了很好的规划目标，也从人力物力各方面做了很大的投入。政府是精准扶贫的主导力量，但是在这一过程当中，依然有它的局限性。精准扶贫如何深入乡村，深入贫困群体，完成最后一公里的到达，不能仅依靠政府的统一规划，而政府资源一旦规划好，也会严格限制用途，这在千差万别的扶贫工作和农村地区，就需要通过社会组织和民营企业因地制宜去解决。”李小云分析道。

根据中国扶贫基金会、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2017年联合发布的《2016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蓝皮书报告》显示，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拥有聚焦精准、注重产业扶贫、不同规模不同区域多方位参与、联合各方优势形成合力、注重创新提升效果等五方面优势特点。但期望民营企业在这场脱贫攻坚战中能够发挥更大优势，还面临着政府对参与扶贫的企业优惠政策落实不足、民营企业投入扶贫的资源规模小、短期扶贫责任需要转化为长期的社会责任等三方面挑战。

“优势互补、有创新性、关注扶贫领域项目的持续性，这些都是社会组织、民营企业参与精准扶贫工作中的优势所在。而它们在精准扶贫领域中的核心与关键，就是为政府的资源和投入，做好探索和引领等工作。”李小云总结道。

来源：南方周末

编辑校对：张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