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汪曾祺隐秘的同乡圈子和生命中的几对“铁三角”
讲座现场青睐团员听得兴致勃勃
三位主讲嘉宾：汪朗（右）、徐强（中）、杨早（左） 主题：汪曾祺不曾写日记，我替他写
时间：7月21日下午
主讲嘉宾：徐强
地点：鲁迅书店
编者按：今年4月，青睐人文寻访团曾在汪曾祺先生之子汪朗、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杨早等嘉宾带领下，走进汪曾祺的家乡高邮，实地领略作家笔下的风土人情。由着这一次缘分，7月21日，青睐与阅读邻居和鲁迅书店合作，举办了首期“读汪会”。青睐朋友再次聚首，听东北师范大学的徐强老师讲述他所钟爱和研究的作家汪曾祺，他同时也是《汪曾祺年谱》的编撰者。汪曾祺先生之子汪朗也到场做了精彩发言。
汪曾祺这个人，不断在变化、成长
杨早（主持人）：今天是阅读邻居第188期，是读汪会第一期。今天到场的好多“青睐”朋友都在4月份一起去过高邮，了解到汪曾祺先生笔下的好多事情。我们去了庵赵庄，看了《受戒》菩提庵的原型大家都很失望，失望本身说明文字的魅力，如果它本来就很漂亮，你看到很漂亮，那不是作家的本事，本事是不怎么样的地方能写得如此美好，如此深入人心。
徐强是《汪曾祺年谱长编》的作者，他不是汪曾祺的后人，甚至不是老乡，从血缘、地缘上没有关系，他为什么会愿意把大半生的精力投入到这么一个事情当中去，这也是需要阐释和共鸣的地方。他的年谱，汪先生的儿女汪朗和汪朝是逐字逐句看过，而且给过批注的。
徐强：我从长春来，我的工作单位在东北师范大学，我在学校也不是专门从事现代文学研究，我所在的学科是文艺学，是从理论的角度来教学和研究。但我近十年间转到个别作家，如汪曾祺研究，包括汪曾祺年谱的工作，绝大部分因素是我个人的一种爱好，对汪先生的一种敬意。
文学研究最近十几年有一个史料学、文献学的转向，这个转向也是促成我扎到一个作家里面，做一番来龙去脉考述性研究的动力。这跟我个人的性情有点契合。要了解和评价一个作家的作品，我们还需要对这个作家的生活史先来一番考述。
201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动议做新版汪曾祺全集，我当时有一两篇考证性文章，全集主编季红真老师看到之后，邀请我加入编纂团队。后来我负责了其中的散文卷、诗歌卷、杂著卷三部分，也就是现在已经出来的第4、5、6、11这四卷。
小说里很多东西是虚构的，当然在汪先生这儿有一个不同之处，他的所有小说都有原型可追。散文就更为明确了，散文是我后来编纂年谱非常重要的资料来源。所谓的文献工作，一大部分来自散文，另一部分来自他的书信和相关人员的叙述。
在这个过程中，我把对汪先生的一些认识写到书的前言中，前言的标题叫《还原“历史的汪曾祺”》。我把“历史的汪曾祺”放在引号里面，意思是说，我在年谱里要达到一个目标，要还原一个“作为历史过程”的汪曾祺。
还原“历史的汪曾祺”，希望贯彻一个理念：我们要认知的是一个有自己的发展过程、本身在不断变化和成长的汪曾祺。无论是他的生活史，家庭成员、家庭关系的发展史，他个人生活、个人心智的成长史，还是从走上艺术创作道路，逐渐发展，形成自己风格，到晚年所谓的“衰年变法”，在每一个方面都是一个从前到后的发展过程，我希望把这个发展过程梳理出来。
想知道在他的一生中每一天人在哪儿、写了什么、做了什么
徐强：吴宓先生是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教授，汪曾祺也是受过他的教诲的。吴宓先生一共出了20卷日记，甚至在艰难危困的条件下，他的日记也像宝贝一样，别人恨不得扔掉、撕掉，他还小心保护，交给这个，交给那个，叮嘱对方一定要保存好。最后《吴宓日记》由三联书店为他出了，我这次从中引了很多东西。比如说汪先生专门写一篇很有意思的《跑警报》，跑警报是西南联合大学师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希望反映出生活史的原貌，如果有可能，我将来在年谱长编背景部分会标明哪一天有警报，有几次警报。这部分最好的材料来源是吴宓，现代作家把日记记到这种详细程度，吴宓算一个极端，但还不是唯一。
汪先生记没记过日记？记过，他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黄土坡时写过，但是他的日记，写的太文学化了，写完之后就变成稿件，寄给报社直接刊发出来了，所以全集里我们收到散文卷中去了，没有日记卷。
为一个不写日记的人写日志，我给自己确定一个目标，当然这个目标永远都不可能达到：我想知道汪曾祺在他的一生中每一天人在哪儿、写了什么、做了什么、见了谁、跟谁吃了饭……我希望长编中有一个反映。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要还原出一部日志式的。
给朱奎元的11封信太有意思了现在保存在高邮一所中学
散文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另外汪先生的书信比较多。汪先生的书信写得非常有文学价值，我认为有些人的信只有历史价值，本身不是散文和文学，但是汪先生的书信不同。我最欣赏的是四十年代他在昆明上学期间与高邮同乡朱奎元的书信往来，经过辗转流传，现在保存在高邮的一所中学，汪朝老师提供了整理件。所有书信都没有详细的年月日，需要对着里面的内容详细考察出来，涉及四五年的时间。
我做年谱长编的时候，这一批书信还没有发表，我每一封都原文录入进来。书信那么多，年谱不能每一篇都录，但是写给朱奎元的11封，全录了。为什么？因为写得太有意思了。
朱奎元先生这批书信打捞的过程也有很多曲折。朱奎元是高邮菱塘人，菱塘是高邮唯一一个回族自治乡，朱先生他们家做生意，他是上海同济大学的毕业生，内迁也随校迁到昆明去了。去了之后，因为汪先生家里后来沦陷，要给汪先生寄学杂费的时候，邮路不通，很困难，但是朱奎元经济比较宽裕，这样朱家和汪家达成一个协议，汪曾祺的学杂费由朱奎元来支付，在高邮方面汪先生的父亲再把钱还给朱先生的父亲。朱奎元在同济大学想必是学工科的，后来到广东做了铁路方面的工作，在昆明时是在同济大学的校办工厂，也是一个工程师类的角色。他的性情上非常喜欢文学，但是底子不是很厚，特别是在书信里面反映出来，他让汪先生业余辅导他写文言文。所以，有一些片段，汪先生好像是用了文言的格式来给他写。
他们两个我想性情非常投合，因此朋友之间的书信交往完全没有任何客套，完全是用一种打趣和敞开心扉的，很抒情，很调侃，这就是汪先生作为中国现代作家非常可贵和稀有的性格，就是他的游戏性，也表现在书信里面，时不时调侃对方一句。后来在散文里的游戏性也是广泛存在，这是另一个话题。
我觉得这两个人不是一般的交情，是一种交心。
除了“联大”师友 汪曾祺还有个隐秘的高邮同乡朋友圈
徐强：我从这一批书信里认识到，在昆明时期的汪曾祺除了在西南联合大学师生交游的圈子——他的一些性情投合的同学以及朱自清、闻一多、吴宓、罗常培等对他非常栽培的老师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圈子是很隐秘的，只有在这批书信里才被揭示出来，那就是以高邮同乡为联系纽带，包括朱奎元、汪曾祺，还有一个任振邦，一个吴奎，这样一个潜在的圈子。所以汪先生在学生时代生活的这两个圈子，我很奇怪没有交集，他的很多精力用于跟同乡们进行交往，交往里充满文学性，经常写散文化的书信。
朱奎元先生以后到了台湾，在台湾创立了一个公司，他因为特别喜欢京剧，在台湾还专门收了台湾最好的一个武生做自己的义子，这个武生跟咱们中国京剧院的宋小川是好朋友，我为这事采访过宋小川。1993年朱奎元回到北京又见到了汪先生。
我后来辗转通过菱塘镇一个官员打听到朱先生的家世，我在年谱里节略性地引用了一些。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着手做这个工作时，我就越来越感到一种急迫感，这种访谈性工作常常是带有资料抢救性质的。比如说我访问了一些人，其中像朱奎元先生的事件当中有一位叫吴奎，他是谁？也是这个圈子里头，但他不是高邮的，是朱奎元和汪曾祺之间的一个牵线人，他是贵州人，在滇贵公路上开汽车。我隐隐觉得“鸡毛”里那个文嫂的女婿身上大概有吴奎的投影。吴奎这边认识朱奎元，那边认识汪曾祺。朱奎元有一段时间在昆明想到贵阳去做生意，汪先生为他介绍了那个中学老师顾调笙，顾先生还借给他一笔钱。
吴奎属于抗战老兵，90年代后深圳出现一个寻访抗战老兵的志愿者组织，他们提供一个信息是吴奎还健在，当年大约92岁了，我要到联系方式，打听到了他的女儿，才21岁。当年中专刚刚毕业，她说：“徐老师，是的，那应该是我父亲，但是那么久远的事，我是不知道的，他没给我们讲过当年的事情。他已于两个月之前去世了。”这个非常珍贵的线索就到此为止了，不然还可以挖掘出更丰富的东西的。
当年跟汪先生一起被打成右派、一起下放到张家口的有一位先生叫杨香保，都是《民间文学》的编辑。我与杨香保先生2012年前后取得联系，先后有多次采访，我做了很详细的记录，他提供的信息和第一手材料非常多。到2014年，有一天我突然想起来给他打个电话，他夫人接的电话，她说杨先生刚刚去世了。
汪、巫、赵是一组“铁三角”
徐强：在这个意义上，那些高龄的访谈者就显得弥足珍贵。例如诗人臧克家先生的两个儿子，大儿子臧乐源、二儿子臧乐安，是我的山东诸城老乡，哥俩都是汪曾祺1947年前后在上海致远中学任教时的学生。我采访他们时，老哥俩一个85岁，一个84岁。臧乐源是山东大学哲学系的教授，臧乐安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资深编辑、俄文翻译，两人都给我介绍了很多情况。我觉得很可贵，这两位都健在。
我还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采访了巫宁坤先生。他和汪先生在某种程度上是很交心的朋友，他们最早相识于1936年，汪先生那时在江阴南菁中学读高中，这是很有名的一个中学，现在还在。南菁中学也是汪先生开始他的初恋的地方，他70多岁时，有一次到江阴去寻旧，专门写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回忆了和他初恋对象“携手泥涂，看梅花遇雨”，携手互相搀扶，最后都摔倒。
话说他在江阴读书，1936年搞军训，军训地点在镇江，二十二标。巫宁坤在另外一个中学也到镇江军训，两人偶遇，外加后来成为新华社记者的赵全章，三人迅速成为好朋友。后来相约后会有期。三年之后，1939年，汪先生到昆明去投考了西南联大，9月入学，等到10月或者11月时，开学两三个月，又有一个新生来报到，就是巫宁坤。我想汪先生不知道他要来，看到他非常开心和意外。赵全章也考到了外文系。汪先生说他的大学是在茶馆里念的，小说也是在那里泡出来的。他泡小说的过程，对面应该经常坐着的是赵全章和巫宁坤。
巫先生退休之后去了美国，我采访他时，他90多岁了，在弗吉尼亚大学做义工，是极为不简单的。我在2012年、2013年、2014年前后，用skype跟他交流了很多。
巫先生也算汪先生交游中一个持久、交心的朋友。
想念朱德熙，汪先生有天画了幅画自己在那儿哭出声来
徐强：我认为汪先生作为一个性情中人，一生的交往也非常有意思。跟汪先生形成至交的都有一个特点，是性情中人，不是封闭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比如说在西南联合大学时期，他除了一方面和赵全章及巫宁坤，两个外文系的形成一个“铁三角”，另外在中文系里结识了李荣和朱德熙。朱德熙先生是北京大学汉语系的专家，做过北大研究生院的院长和北大副校长。1992年在美国西雅图讲学的时候，客死在那儿。汪先生对他有很深切的悼念之情，有一天画了一幅画，自己在那儿哭出声来。
朱德熙是上海松江人，1920年出生在长春，他的父亲在长春做盐务官。朱先生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理科厉害，能熟练拆装收音机。考到联大物理系，他的舅舅王竹溪是物理学的前辈。朱德熙先生二年级时干脆转到中文系，于是成为汪先生的同学。李荣是浙江温州人，跟汪先生一起考到联大中文系，又结成“铁三角”。
后来朱德熙跟汪曾祺好到什么程度，朱德熙跟他的夫人相识、见面、相爱，一直到定亲、结婚，汪曾祺先生一直是见证人和张罗人，可以说亲密无间。乃至后来汪先生到1943年毕业期没能毕业，1944年继续滞留，过得相当落魄，有一天没什么吃的，早上睡懒觉，通过睡觉来躲避吃饭。朱德熙把他叫起来说怎么还不起床，汪曾祺说没钱吃饭，朱德熙说走吧咱们一起吃，把他的辞典临时送到当铺，两个人一起吃了顿早餐。好到这种程度！这种可贵的友谊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文革”后期，朱德熙参加长沙马王堆的出土文物整理工作，1972年前后，他们还有频繁的书信往来，话题也涉及彼此的学术新发现，也是非常可贵。
李荣是浙江温州人，他们三个是同年，都是1920年。据我所知李荣家孩子多，家境比较困难，管汪先生借钱，汪先生很慷慨地借。李荣的文章相当之好，在中国方言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致辞形象、生动，学术文章精炼朴素而清晰，不愧是语言学大家。朱德熙的文章也是相当之精简，学术文章挤不出一点水分来。从这个角度来说，汪先生的文章得到他们两个的赏识也是实至名归。
在上海时期 汪先生与黄裳、黄永玉是另一组“铁三角”
在上海时期，还有一个“铁三角”，就是与黄裳和黄永玉。黄永玉是沈从文先生的表侄，沈先生说你到上海工作，去认识一下汪曾祺，互相有个照应。他们见了一面，汪曾祺写了一封信给沈从文，给以高度评价，好像还预言了他将来的艺术前景，就是他的感觉太好了。
黄裳是《文汇报》的记者，后来成为名记者，那时候就很有名了，他的报酬比较高，同时还在一个地方兼职，所以他出钱，他们三个一起去玩，一起吃喝，神聊。
黄永玉很快成名，在香港开了两次美展和画展，因为他是做木刻的。我们这次收到全集的艺术卷，有一篇我特别欣赏的文章是《寄到永玉先生的展览会上》，这应该是他给黄永玉在香港那次木刻展览会做的前言性质的文章，至少是一篇文艺批评，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最早是李辉在香港发现，最后经我手把它校订，收到他的谈艺卷里头。我认为是一篇表达汪先生对黄永玉的木刻，也包括对木刻这门艺术的一些真知灼见，是一个很重要的文献。
我在这个过程里也和他的交往圈子中好几位的后人取得联系，获得了一些信息。
要是再说别的交往，就是他跟邓友梅、林斤澜先生，那属于新中国成立后认识的，在北京的文友、酒友，在北京市文联的好朋友，这些都值得单独拿出来讲讲他们的故事。我有个动议，想要写一个汪曾祺和他的师友们。
编年谱，相当于福尔摩斯破案
汪朗：我本来说就在这儿听一听，另外给徐强站个台，人家也不容易，而且真是编了这么一个年谱，他说是很简单，其实费老劲了。而且，干这个事，确实得沉下心来。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福尔摩斯破案，抓住蛛丝马迹，一点一点把事实的真相给抠出来，没有一点认真的精神确实做不成这个事，真得耐得住寂寞。
我觉得好多事情我们子女过去都是稀里糊涂的，让徐强一整理才发现，我们多少年都在这儿以讹传讹。有些事情不是我们生造的，是家里就跟我们这么说的，最后都让徐强把这个假象捅破了，我们有时候还觉得有点狼狈。
我印象最深的，我妈妈一直说的，她是1938年进的联大，比老头高一年，而且进的时候，开始跟朱德熙是物理系的，所以说跟杨振宁是一个班的，一块儿上课。后来因为身体不好，她的底子也差一点，于是就休学了，后来又转系了。先转到生物系，后来又转到外文系。结果让徐强一考证，她不是1938年进去的，是1939年进去的。
包括当时西南联大入学的通知书，排序都列出来了，老头的成绩还不错，排第四还是第几。如果按这个顺序，证明他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不是像他自己说的特别偏科。看这个细节还是挺好玩的，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给我们子女都提供了好多的珍贵资料，让我们对老头，对我妈妈，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所以应该感谢徐强做的这些工作。
徐强对老头作品的研究和理解是很到位的，看出他的学术功底和严谨态度。他在编年谱的过程中，为了犄角旮旯的小事情经常给我发消息，弄得我都不知所措，但是确实能看出他的态度。来这儿就是当面表示一下感谢。
文字整理/本报记者 王勉
供图/李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