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人对诗词书画的审美

宋代画家米芾的《西园雅集图记》记录了宋人雅集的情景，有“人间清旷之乐不过于此”、“汹涌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岂易得此”的感叹。从此画中，可以看出宋人的艺术审美与汉唐不同，开始转向对个体生命意趣的表现，艺术借助闲情进入了生活，人生通过艺术而得到了雅致化，宋代美学由此呈现出了不同于往代的休闲特征。

就艺术领域而言，从北宋诗文革新开始，宋诗更多地开始表现诗人琐细平淡的日常生活（如梅尧臣、苏轼等），注重从这些生活内容中格物穷理、阐发幽微（如邵雍、程颢、朱熹等），由此感喟人生，嘲弄风月。典型的如苏轼在海南写过《谪居三适》，包括《晨起理发》、《午窗坐睡》、《夜卧濯足》三首诗，将一种诗意的情怀赋予看似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体现了闲适自放的文人情怀。

缪钺指出：“凡唐人以为不能入诗或不宜入诗之材料，宋人皆写入诗中，且往往喜于琐事微物逞其才技。如苏黄多咏墨、咏纸、咏砚、咏茶、咏画扇、咏饮食之诗，而一咏茶小诗，可以和韵四五次（黄庭坚《双井茶送子瞻》、《以双井茶送孔常父》、《常父答诗复次韵戏答》，共五首，皆用‘书’‘珠’‘如’‘湖’四字为韵）。余如朋友往还之迹，谐谑之语，以及论事说理讲学衡文之见解，在宋人诗中尤恒见遇之。此皆唐诗所罕见也。”邵雍的诗歌如：“林下一般闲富贵，何尝更肯让公卿”（《初夏闲吟》），程颢的“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秋日偶成》），也表现了在平凡生活中的理趣与闲情。

宋词的生活化特征更是明显，它本是“诗之余”，是娱宾遣兴的艺术形式。词与诗之不同在于“诗常一句一意或一境。整首含义阔大，形象众多；词则常一首（或一阙）才一意或一境，形象细腻，含义微妙，它经常是通过对一般的、日常的、普通的自然景象（不是盛唐那种气象万千的景色事物）的白描来表现，从而也就使所描绘的对象、事物、情节更为具体、细致、新巧，并涂有更浓厚更细腻的主观感情色调，不同于较为笼统、浑厚、宽大的‘诗境’。”

宋代文人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以及市民休闲文化的繁荣，是唐宋的主要文学体裁由诗转向词的重要原因。诸如宋代城市生活、节日民俗、士人交游情趣等生活题材都由词更自由地传达出来。而宋代文人特有的细腻深婉的主观情感，也因词的特性而较诗更易体现。如：“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宋祁《玉楼春》）；“翠叶藏莺，朱帘隔燕，炉香静逐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晏殊《踏莎行》）词中那种缠绵悱恻的闲情与落寞，是唐诗之中少有的境界。而词里透露出来的清新而又朦胧的人生韵味，则让读者品味到了浓重的生活气息与生命脉动。

宋画也是如此，无论山水、人物还是花鸟，都充满了非常浓厚的生活气息与审美趣味。人物画的主流不再是历代帝王将相、贵族侍女，而是充满了生活化场景的文人雅集、童子嬉戏、妇女纺线、货郎渔樵等。宋代山水画也把大众平民的生活融入到山水之中，如李成《茂林远岫图》、郭熙《早春图》。宋代花鸟画惟妙惟肖，写实而不失灵动。最具生活气息的绘画代表要算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简直就是把北宋城市生活的一角呈现在画面之上。两宋风俗绘画所表现的主题也不再是门阀地主和贵族的生活，而是对新兴的城市平民和乡村世俗生活的着力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