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团法》：法国和谐社会的“定海神针”

编者按早在半个多世纪前，法国的“五月风暴”就率先在西方工业化国家拉开社会转型的序幕。在后工业化、智能化，特别是新冠肺炎冲击下的今天，法国人不得不面临“既要假期，又要罢工”后自我革命的第三种选项。

本文内容节选自《转型中的法国》一书，作者徐波以其资深外交官和中法民间交流摆渡人的特殊经历，对今天遭遇“百年不遇之大变局”的法国社会进行了一次全面巡礼。全书内容时间跨度大，叙述角度新颖，内容丰富、生动，在诸如全球化、科技革命、效益与公正、社会平等、权力腐败、移民与多元文化等目前世界各国社会转型的共同挑战性议题中，让我们看到了沸腾的法国社会后面依然存在的活力，以及法国人在如此气象万千的时代实现多种人生的可能性。

作者认为，社会转型是世界性命题，且选择总是痛苦的，而转型成功与否关键要看社会精英是否还在思考，民众是否还在坚守其对生命的最初认知。法国是爱哲学、爱思辨、爱批评的思想故乡，各种民间社团更是活跃其中，人们随性，活得真实轻松，这是法国社会转型的希望，也是几十年来在法国在一片唱衰声中，依然能在国际政治、科技、文化和人文领域发挥世界大国作用的原因所在。

面对社会转型这一人类共同挑战，作者不仅提到“法国案例”的借鉴意义，还提出中法两国人民在转型期“情感交流”的 2.0 版。本文重点介绍“社团法”在法国社会公益实践中的特殊价值和意义。并由此分享了社团生活是法国人的一种特殊文化和生活方式，为中法两国公益领域的交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如果说法国社会的公益实践是法国人平等思想付诸行动的广阔舞台，那么，1901 年《社团法》则是法国建立和谐社会的“定海神针”。

在法国生活，不知道 1901 年《社团法》的人很少，原因是它太有名了，全法国有2000 多万人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各种社团协会，扶助老弱病残，几乎每个成年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协会。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社团生活是法国人的一种特殊文化或生活方式。

根据 1901 年的《社团法》，在法国注册社团组织非常容易，只要三个人即可，但这三个人中，要有一个法人当主席，一个人负责财务，一个人当秘书。在这三个人中，至少要有一个是法籍。此外，法国的社团组织名目繁多，几乎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都有涉及，从环保、扶贫、遗产保护，到职业教育、儿童关爱、动物保护、人道救助等无所不包。

社团：法国人生活的一大特色

法国社团生活丰富多彩，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社团的出现对法国政治生活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它使公民的政治责任和政治家的生命得到了延伸。在历史上，法国社团可上溯到18 世纪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孔多塞等人倡导的沙龙文化。法国大革命的第二年，即1790 年，法国法律就承认公民“享有和平集会和在彼此之间建立自由社会的权利”。1901年，法国使公民的这项政治权利更为具体和制度化。

其次，法国社团也具备了相当的经济职能。2017 年，各种协会的预算加起来达到1133 亿欧元，约占法国 GDP 的 3.3%。它们在 2017 年创造的经济总量接近当年法国农业的产出水平（占 GDP 的 3.5%）。也就是说，法国社团对国家的经济贡献和农业产业不相上下。为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法国社团生活对法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

统计还表明，2011—2017 年，法国社团的年均预算增长了1.6%。在法国的所有协会中，约有10.6% 的协会雇用受薪人员，即159 个法国协会雇用了185 万名全职和兼职员工，这个人数达到法国私人部门总就业水平的10%。在此期间，法国协会的从业人数还增长了 2.4%，同期工资总额也增长了11.1%。

此外，法国协会还使用了将近2200 万活跃志愿者的技能，相当于142 万个全职或兼职工作岗位，且这种志愿者工作量每年还以约4.9％的速度增长。

由这些数字我们同样可以看出，法国各种协会对法国就业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是法国社团的社会职能。由于社团的出现，那些政府和企业不能解决的问题全部由社团予以承担，于是，在法国，扶贫、民族团结、环境和遗产保护、人道救助等各种体现平等博爱、同情互助的社团组织应运而生，这些普通法国公益人的长期付出促使社会更加团结与和谐。

法国的各种民调还显示，法国社团在反种族主义﹑反对社会排斥、消除贫困、维护人权、毒品预防、环境保护、消费者利益保护，甚至文化、体育等领域所享有的社会可信度超过政府机构，类似前面提到的库什纳、阿蒂斯—贝特朗、于洛、尼尔、马克斯这些法国 NGO 组织的大咖，他们的公众形象要远高于那些在位的政治家，甚至总统本人。

鉴于法国社团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非常特殊的积极作用，2001 年， 在《社团法》颁布100年之际，法国政府还与各种法国公民社会组织代表签署了一项被称为“国家—协会宪章”的协议，鼓励法国公民更广泛地参与促进民主发展，从而避免在全球化的今天“从市场经济沦落到市场社会”的危险。

值得提出的是，法国社团组织近年来在法国仍然不断地蓬勃发展，每年保持着平均7 万个新协会的创建速度，是20世纪70年代黄金时期的两倍多。

法国国家统计署的数字显示，16 岁以上 40% 的法国人都有参加各种社团生活的经历。因此，在法国，一个人可以不炒股，不买彩票，不看足球，不出国旅游，但不参加社团生活会很难，这不能不说是法国人生活的一大特色。

调查还显示，法国协会 64% 的负责人是男性，31% 的会长由自由职业者和中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其中，41% 的会长年龄超过 65 岁。由此也可以看出，社团生活是退休人员实现他们第二春的主要舞台。

法国人的捐赠是一种普遍行为

从政府方面看，鉴于社团对建立法国式的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对各种社团的活动给予了尽可能多的支持，甚至给予各种资金补助，如 2016 年经法国各部委确认的各种资助款项达到46.9 亿欧元。在这些资助款中，用于“领土和住房平等”领域的资助为13.02 亿欧元，其次是“团结，融入与平等”领域的 6.2 亿欧元和“工作与就业”领域的 5.95 亿欧元。这三项分别占国家财政对社团资助的27.8%、13.2%和12.7%。

政府的支持除了直接财政拨款，还体现在对社团服务的采购方面， 二者相加可占法国全国各种协会总预算的 40% 以上。

另外，法国的法律对公民参加社团活动也给予了税务上的支持，公民向社团捐款可享受免税或减税待遇，其减免幅度甚至可达捐款额度的75%。也就是说，如果你为社团捐赠 100 欧元，真正的支出才 25 欧元，其余 75 欧元你在年底报税时就自动抵销了。

与国家补助和特殊的税务政策相对应的，就是法国老百姓对公益事业捐赠的善款。法国一年全社会募集的善款高达 75 亿欧元，其中来自550 万个家庭的捐赠达到 45 亿欧元，企业捐赠 30 亿欧元。另外还有 10亿欧元的实物捐赠。

在法国的捐赠人群中，女性占 53%，年龄 50 岁以上的占 51%。此外，28% 的捐赠者拥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62% 信教，42% 的人月收入至少为2300 欧元，22% 的人月收入为 1500~2300 欧元，21% 的人月收入在1500 欧元以下。

由此可见，法国人的捐赠是一种普遍行为，在各社会阶层中都有人将自己的工资或积蓄献给公益事业，仅2018 年法国电视慈善活动（Téléthon）一项就募集到善款8584 万欧元。这对一个只有6700 万人口的国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笔巨款。

还有，在 2019 年 4 月 15 日巴黎圣母院遭受大火破坏后，法国文物基金会立即收到 10 亿欧元的善款，其中有法国大富豪和许许多多法国大企业的捐款，也有来自海外 150 多个国家的捐款，但法国普通民众的力量同样不能低估。他们没有阿尔诺那样的巨额财富，他们捐赠的50或100 欧元都是通过自己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

最后，我们再看看法国政府面对全社会的公益热潮采取了哪些鼓励政策。自 2001 年法国全国纪念《社团法》100 周年以来，法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社团活动对法国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意义。

除了上面提到的税收优惠外，法国政府还通过制定新的法律支持社团的发展，如 2014 年7 月 31 日有关社会和团结经济的法律、2015 年 7 月 23 日关于简化协会和基金会制度的法令，2017 年 1 月 27 日的平等与公民法律等，均在简化社团的行政审批，鼓励更多的法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参与社团生活。法国政府深知，在公共资源有限、国家作用有限的今天，要解决全球化所激发出来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在反种族歧视、促进社会和谐、扶贫等领域，只有社团的积极参与才能使政府和全体法国人一起捍卫大多数人的普遍利益。

为纪念法国基金会（Fondation de France）成立 50 年，2019 年，法国基金会与法国慈善观察联合做了一个调查，发现自 2010 年以来，在法国基金会注册的各类基金会总数增加了 30% 以上，每年给社会公共利益至少创造 100 亿欧元的价值。

需要补充的是，法国基金会成立于1969 年1月9日，是由戴高乐总统亲自签署总统令批准的，也是法国目前最大的民间公益机构，其宗旨就是促进法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目前，由法国基金会管理的基金会有 655 个，在这些基金会下面，又挂靠了1400 多个源于企业、大学和个人名义的各种公益基金，共拥有资产 270 亿欧元。

社团：法国政府、企业之外的第三种力量

最后，我想澄清一个人们对协会的误解，那就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法国的各种协会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协会一样草根有余，格调不足，很少有人会想到协会的雄厚财力和在法国社会生活中呼风唤雨的作用。

在法国，协会的草根性不假，否则，不可能有三分之一的法国公民参与。但由于社团在法国已成为政府、企业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在这些社团组织中，不乏那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组织，如“巴黎和平论坛”（Forum de Paris sur la paix）。这个组织是马克龙总统在 2018 年为纪念“一战”100 周年而创建的和平机构，目的是希望在 2018 年 11 月 11 日70 多个“一战”参战国聚首巴黎缅怀战争先烈之际，激发国际社会达成牢记战争教训、守住新世纪和平的共识。因此，其定位就是希望通过建立一个和平论坛，使之成为世界各国致力和平建设的交流平台。用巴黎和平论坛秘书长何伟丹（Marc Reverdin）的话说就是创建一个法国版的世界和平“达沃斯”。

但这个由马克龙总统亲自倡议并过问的巴黎和平论坛，名义上是国家论坛，实际上是民间运作，主席是前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总干事是法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分析司司长贾斯汀·瓦斯（Justin Vasse），法律地位就是一个民间社团组织，其所有的资金运作、协会目标设定等也全部受《社团法》约束。

法国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研究所——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是 1975 年由蒂埃里·德·蒙布里亚尔先生（Thierry de Montbrial）创建的。尽管这个研究所与法国外交部关系紧密，但其在法国的法律地位也是根据《社团法》成立的法国社团组织，唯一不同的是其活动的内容不是扶贫和环保，而是研究国际大格局。

该研究所在国际智库界如雷灌耳，与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伦敦战略研究所等均有密切合作，目前在世界智库排名第二。

当然，如果再拓展一下，法国最有名的社团应该是“无疆界医生”，它由法国医生库什纳等于 1971 年创建，目前该组织已成为世界举足轻重的人道救助“帝国”，拥有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3.8 万人，2014 年一年筹集到的资金达 12 亿欧元。由于其强大的影响力和 30 多年来对国际人道主义救助的突出贡献，这个原本非常草根的组织获得了 1999 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

卡斯纳夫（Olivier Cazenave）是拉法兰任主席的法国“展望与创新基金会”（Fondation Prospective et Innovation）发起人之一和副主席，也是我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们经常就法国社会的慈善公益事业交流看法，他告诉我当年他是如何与法国展望与创新基金会的首任主席、前参议长莫诺里（René Monory）一起创办此基金会的。他说，莫诺里常常告诫大家，这个世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问题，原因不是别的，是因为法国和整个世界处在一个全新的转型时期……

卡斯纳夫毕业于法国著名的波尔多法官学院，是法国国家审计署的大法官，从展望与创新基金会成立第一天起他就在基金会工作，先后担任总干事和副主席职务。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个法国高级公务员和公益人士的无私与敬业精神，在我担任吴建民之友协会主席后所做的一切公益活动，都得到了他的真诚帮助，特别是连续三年的“吴建民中法青年交流奖学金计划”和我们在巴黎里昂火车站树立的华工雕像，没有他的鼓励和支持，我肯定没有这个勇气或底气来做。他年近七旬，身患疾病，身高不到 1 米 60，体重不足 50 公斤，但弱小身躯的后面是强大的责任感和热情，他告诉我他不会倒下的，因为要做的事太多了。有一次他的手术进行了 6 个多小时，但在手术后不久他就给我发邮件，关心我们的工作。

对于这样使命感强烈、人格高尚的法国人，如果不是我亲身接触， 是难以相信的，而正是这样的法国人组成了法国社团的汪洋大海。

法国民间公益实践的历史地理要求

朋友们可能还会问我，这些服务于社团和公益事业的法国人现在主要在想什么？换言之，今天的法国公益力量最关注的是什么？与卡斯纳夫，我们谈得最多的是世界和平。

由于法国特殊的历史和地理位置，和平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所谓法国的特殊历史，就是“一战”、二战造成的肉体和心灵创伤随处可见。所谓特殊地理位置，就是法国是连接欧洲、非洲和中东的门户，任何周边国家的武装冲突、恐怖袭击都会殃及法国。

陆向明女士告诉我，她30 年前到法国人家里做客，主人拿起酒杯说为了世界和平干杯，她当时不明白，心里想，不就是吃顿饭嘛，有必要说得那么大吗？但今天看来，法国人对和平的关切是真诚的。

拉法兰先生就不止一次对我说，他从政 50 年，从来没有感到世界像今天这样不安全，一方面是全球化，另一方面是国与国、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撕裂，民粹主义、单边主义迅猛抬头，世界热点、冲突不断。为此，他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和平领袖”（Leader de la paix）的 NGO 组织，希望通过这样的平台来加强世界和平力量之间的合作，保护世界和平。

我和卡斯纳夫谈得比较多的还有环保话题。在法国，围绕气候变化产生的社会共识是最广泛的。不少社团负责人对我说，气候变化将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是 21 世纪人类最大的政治，应该将环保作为一项普世话题。因此，在法国，人们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节能减排。在这样的社会共识面前，人们的生活习惯也都在悄悄发生变化，如素食者队伍不断扩大，出行使用公共交通或拼车的人数直线上升，随着节能减排而产生的各种新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 如旧衣服和物品回收等。

需要再做补充的是，在法国波澜壮阔的社会公益实践中，政府总是扮演着重要的推手角色，而企业也都在政府和公众的监督下努力把自己培养成受消费者认同的“公民企业”，如 2019 年 9 月由马克龙总统签署的《促进企业成长和转型行动纲要》（PACTE）对企业的定义做出了新的规范，要求企业的经营活动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社会目标”。

为此，他们还对法国拿破仑《民法典》第 1833 条做出了修订，规定所有公司的经营中要有社会利益的表达，“必须在经营活动中考虑到其活动的社会和环境问题”。

推动此法的经济部部长勒梅尔在议会做证和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表示，法国要“重新定义资本主义”，“必须是欧洲和世界最先进的，对经济增长、社会责任、环境保护均衡发展负责任的新型资本主义”。

勒梅尔专门委托法国工会前总干事诺塔女士（Nicole Notat）和米其林总裁塞纳德（Jean-Dominique Senard）提交了一份有关新时期企业发展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作为法国最大的工会负责人和法国最大公司之一的掌门人，诺塔女士和塞纳德总裁提出了企业存在理由的新的解释。也就是说，在全球化的今天，企业已不能将盈利和股东分红作为唯一的经营目标。

《促进企业成长和转型行动纲要》的实施，特别是对拿破仑《民法典》有关企业定义的调整，预示着一场新的资本主义革命的到来，不仅会使法国的经济再度充满活力，也会使法国企业在社会和环境领域的作用处于欧洲和世界的领先地位。

我常常与在法国的一些中国学者、企业家讨论，法兰西民族始终在世界上发挥那么大影响力的基础是什么？

有人说是法国人的思想和对世界的那种人文情怀，也有人说是法国人自有的那种伏尔泰式的批评精神，更有人提到是无处不在的法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力量。

我觉得，同胞们讲的都在理，但还不算全面，如果加上法国人的社团生活，再加上法国人对公共生活的参与精神，那种视天下事为己任的主人翁态度，那种爱心和对弱势群体的最起码的平等与尊重，也许，这些才是让法兰西在世界的影响力经久不衰的真谛。

环顾我身边的这些法国人，从卡斯纳夫，到库什纳，再到阿蒂斯—贝特朗、于洛、尼尔、马克斯这些法国 NGO 的大咖，再到爱玛等这些普普通通的法国人或在法国生活的中国公益人，我看到了平等思想指引下的法国波澜壮阔的社会公益大实践，也感受到法兰西社会内部孕育的软实力，也就是这种思想的光芒和力量。

在我面前的这些法国人，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与职业的差异有多大，我很少看到他们对生活的那种喋喋不休的抱怨（尽管他们很容易这么做，就像所有法国人都有爱抱怨的天性），而是充满激情和不厌其烦地通过自己细小的行动，让不和谐的社会变得和谐起来，让不完美的生活变得完美起来。

因此，我觉得，遍布法国各地的社团组织才是法国发挥大国作用和法国人实现人生价值的发动机。

任何人都希望有一个完美的职业生涯。有人想当官，有人想发财， 希望职业平台能带给他们所期许的各种所谓的“成功”。然而，同样也有许多人，他们当官发财兼有，或两者全无，但他们依然在职业生活以外，或在他们退休的银发时期，致力于找到生命的意义。

于是，在法国，总有那么些人，在他们职业生活外不知疲倦地参与各种社团生活，并用他们的热情、时间和理想去帮助他人，奉献社会，从而使不太完美的社会变得完美起来。在使那些社会弱势群体得到关怀的同时，这些人也在实现着自己的人生理想。

这就是我看到的在平等思想照耀下的波澜壮阔的法国民间公益实践。

作者简介

徐波 法国“吴建民之友”协会主席，前职业外交官，多边文化外交与中法民间交流坚定不移的践行者。1980年开始学习法语和外交，曾在中东、欧盟常驻，后长期在法国工作生活，深度参与中法文化年、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出席与七国集团对话的法国埃维昂南北首脑峰会以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等重大活动，曾任上海世博会中国政府总代表助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战略事务助理总干事特别顾问等职。

来源：本文内容整理自《转型中的法国》，作者：徐波，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图文版权归作者及本书所有，转载请务必注明作者及作品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