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逸：怀念季羡林先生（下）——写在季老逝世十一周年之际
（四）
“愿中国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发扬光大。”多年以来，我时常在品味解读季老在其中寄寓的深义。季老认为中国文化中必定存在有生命力的东西可以贡献于“全世界范围”，贡献于人类，为世界和人类所喜欢，所悦纳。他还预言了“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我知道，季老的这一预言引起了世上强烈的反响和回应。总的感觉是赞同此论的少，持有异议和反对的多。相对来说，文化书院别是一家，偏重于继承维护传统文化的一路风格。书院导师庞朴先生是较公认的护卫传统文化的学人，但是，他在《文化一隅》一书中，单表一题“但愿21世纪不再是某某的世纪”。显然是针对以季老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世纪说”而立论的。这是个学术问题，也是个关乎现实的政治、国际关系的重大而敏感的问题。我以为，季老思考的这个问题是个关于文化、关于未来的宏大叙事的战略问题。我的视野和格局不足以对季老和庞先生的名家之言、诸家之论作结论。况且此是篇纪念性文章，不是学术论文，不能展开述列。但是，我相信，季老的立论是有在德国沉潜十年的生命体验，有“东方学”学术探索，是比较中西、会通古今后慎重立论的。我认为，同一句话，从不同资历，不同阅历的人口中说出，其分量与寓意是大异其趣的。“朝闻道，夕死可矣”，“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光而不耀”，“发展是硬道理”，“白猫黑猫论”，“皇帝没穿新衣”……童言无忌，老人有老人的智慧。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可以继续探索争鸣下去。由此，也正说明了文化书院的和而不同，尊重前辈，呵护后学，尊重差异，欣赏多元，相互包容的大格局、大境界、大气象。
斗转星移，世易时移。上个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面对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强势而入，提出放开眼光，主动拿来的“拿来主义”，作为本民族创新与发展的借鉴，并为摒弃本民族的劣质文化和改造“国民性”提供全新的视域。而近些年来，季老不遗余力的呼吁，“我个人认为，我们人民不但奉行‘拿来主义’，而且也奉行‘送去主义’。拿来与送去是相对而言的。我的意思是把中国文化的精华送到西方国家去，尽上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自从1840年以来，180年间，中西文化的交流极不对等，极不对称，极不平衡。季老首倡的“送去主义”表达了一位东方学人对祖国文化的赤子之心，拳拳之情。有着东西方视野、娴熟驾驭“比较文学”方法的一代学人，我想绝不会仅站在狭隘的民族文化的立场立此论。后来，季老又补充说：“我真诚希望，人类能聪明起来，认真考虑我的东西文化互补论”。对“送去主义”之论，学人中也有不同意见，孟祥中先生在与我讨论时就基本持否定的意见。周一良先生曾说：“并世学人之中，学识广博精深（非一般浮泛）而兼通中外（包括东方、西方）者，我最佩服三位：就是季羡林、饶宗颐、王元化三位先生”。周老1946年秋在北大红楼结识季老，两位老人相知60年，都饱经沧桑，阅尽人间秋色。我相信周老所言不虚。季羡林先生的理想与冯友兰先生的晚年定论形成互证。冯老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的卒章强调指出：“现代历史是向着‘仇必和而解’这个方向发展的，但历史发展的过程是曲折的，所需要的时间，必须以世纪计算……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
复兴中华民族，将中国文化流布全世界，促进中国人和全世界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架起中西文化交流之桥，打通中西关节，这有赖于诸多条件。但是，万流归宗，核心一点，依托于综合国力的强盛。
我们每每津津乐道、自豪回顾起的是汉唐盛世。那时吾华夏礼仪天下，教化四方，但有赖于国家的综合实力、制度文明和创造性思维。反之，就是西方礼仪教化华夏，不论是用枪炮、鸦片，还是制度、文化。文化的传播与辐射，总是籍物质力量做载体。
也许冥冥之中有上帝的安排。悠悠华夏，至2008年才圆了百年奥运的梦想，以此为分水岭，世界的目光才真正回望这个古老又年轻的民族。奥运的成功，让吾族人伸直了腰，舒了一口郁积百年的长气，而奥运的文化形象大使又恰恰是季老。在季老之前，也不乏会通中西的人物，与季老同时，周一良先生也伸出了三个手指，而历史和世界就恰恰选中了季老。
值奥运落幕仅一周年，季老就驾鹤西去，这是否有某种机缘在里面？王阳明先生驾鹤西去时曾留言：“吾心光明，亦复何言？”；张载先生曾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梁漱溟先生驾鹤时自言自语：“我要休息”。季老暮年在301医院是时常想到临终身后和对死亡的哲学文化上的思索的。他的《病榻杂记》里的林林总总的哲思妙言，真实记录了季老脑中的闪念和一颗永恒的赤子之心。
08北京奥运的举办及成功让族人面上有光，也让族人染上了民族主义的浮躁与浅薄。
中外历史上，民族主义多是统治者、旧阀新贵们手中的一张牌，改朝换代的筹码。他们窃国柄啸山林，口中振振民意，替天行道，心中却是君临天下。满口的民族共和，满腹的称孤道寡。引民意走向歧途。
让世界悦纳中国文化依然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的坚实的行走。季老为此不懈探索了近一个世纪。季老宏大叙事的理念，需来者从小事、细事做起。从文化书院毕业后，虽有沉甸甸的收获，但当我捧到毕业证书时，旋即又怅然若失——今后的道路怎么走？方向在哪里？那是在1989年的年轮上啊！我认真思考了自己的教育背景、知识结构和现实环境中可能提供的起码的条件，选择了企业文化领域的研究方向。相对于划时代前辈们的宏大叙事和思维原创，企业文化是亚文化、经营管理文化和应用理论。当时我的一位学兄抱着朱光潜、克罗齐、鲍桑葵的美学苦研，因我的研究白眼向我，惋惜我的选择。白眼就白眼吧。世间有人在客厅应酬，总也要有人做灶下婢，那么，历史就让我曹做灶下婢、拓荒牛、铺路石吧。我在边缘外沉潜再沉潜，一沉十年。大陆经济、文化的气候由冷转温。前人论学问的真谛，曾说：“穷，而后工”、“功夫在诗外”、“文章憎命达”。诚哉斯言！愚钝如我辈者，一旦用上了水滴石穿的功夫，山林终被开启。
季老等老一辈学术大家的旨归在于从不同的方面实现了生命的价值，为人文学术有开新、有创造。在我20余年的致学道路上，所以能厚积薄发，源泉不竭，是抓住了企业文化这一边缘学科的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特点，打了一口深井，开掘到了经济生活、管理生活、科技生活及其学科的“本”。那么，“本”是什么呢？——“人文科学”。由末逐本，由流溯源，以人的创造与需求为核心，由此导向人的自身价值的实现，这是科技、经济与管理生活的根本，是企业文化的生长点。既有合理的物质功利性，又有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的研究。我以文化书院的跨学科背景，以季老等诸前辈的格局、气象为底气，以沉入生活底层的扎实宽厚的作风，终于在我的学科领域做出了一点成绩。如果说我与同辈学人有点不同的话，自豪地说，也许我的根更深，滋养更弘富，眼界更高、更远、更宽广了一点。2009年5月，我与李庆善先生合著的《企业文化学原理》一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历时7年之久由我主编，由厉以宁教授作序的《比较企业文化学原理》一书，亦由该社出版，为完善这个民族的学科体系开了局。二十年磨一剑，这也权作是告慰季老，也是向师长们汇报的一份薄薄的成绩单吧。前几年，我写信又向汤院长说起，汤老师的解释学理论可为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化转化，经典文化的大众化、世俗化转化提供方法论和工具上的革命。我所做的就是这种桥梁、运输、媒介、沟通方面的工作。其实，百多年来的“古今中西”之争，其焦点之一就是寻找导向现代化之途的方向与工具。如此说来，百工自有百工的价值，三教九流的体系中不排斥农家、杂家、纵横家等之学。
（五）
在我迈向学堂第一天时，念的是红宝书。一手是高高举起的语录本，一脚是将叛徒、内奸、工贼------的讽刺漫画踩在脚下。我用感叹号（！）造的句子是：“坚决打倒------！”；用“只要……就……”造的句子是“只要有熟人，就能走后门”；用“热气腾腾”造的句子是“我家蒸了锅米饭，热气腾腾”。
当我读大学时，在那个桃花盛开的春天，我读的是《拿破仑传》、《列宁传》、《孙中山传》、《尼采传》、《鲁迅传》、《萨特传》。一个野孩子，赤足孟浪、横冲直撞、志在云天。
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相信进化论，认为未来必胜于现在，青年必胜于老年。但是，待到进了汤家门，接触了代代大家学人，始知云天之高，悬崖之深。犹如花果山上的美猴王，历500年修行，才通人性、人伦、人情。但旋即是懊悔——我为什么不幸生在这个时代？季老自己也多次说过，他的天赋并不高，但是，民国时期、二战时期学人的修性、修为能成就一代大家，而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未来们”、“青年们”，反难望“现在们”、“老年们”学问、思想之项背。这一现象并带有普遍性，所谓“子不如父”，“弟子不如师”。汤院长、钱理群在文章中都表述过这种真实和遗憾。深究其因，根本在于开国后大陆环境的文明制度性安排的缺位。季老在《牛棚杂忆》中，既使是往事追忆，依然是痛心疾首，扼腕叹息，表现了人间季羡林金刚怒目的一面。但是，他的怒气又何尝不是源自其大爱的温情！前几天，我翻到北大为纪念110周年诞辰而辑录的《精神魅力》系列文集，其中有季老撰的《我看北大》一文。季老对把学术变成政治工具时期中的北大受难受损，依然耿耿于怀，而文集中的不少名人在回顾那段历史时，有的“今天天气哈哈哈”，有的装聋作哑，更有的粉饰太平，让人看了不是滋味。作为一个学人——道义的承担者，起码有责任敢于将真话告诉后人，何况是名校110周年庆典文集，理应具真知灼见，总结出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有振聋发聩之效，方不失北大良好的学脉渊源。
记得2004年春天，值北大哲学门90周年华诞，由王宗昱先生编的《苦乐年华》纪念集，在“序言”中开宗明义：“春天，我们又相聚在未名湖。或许你募然发现燕园变了，不见了你曾钟爱的丁香、西府海棠，少了那漫山遍野的二月兰……北大的春天也是稚嫩的。这里也有癫狂柳絮、轻薄桃花。我们也曾摧折了智慧，湮没了仁心。北大的土地厚德载物，为我们承受了耻辱。”哲学门的反思与季老回忆的主旨相呼应，比《精神魅力》的反思要深刻得多。
“我的朋友胡适之”，这是民国时期在文人圈中颇为流行的一句讽刺语。当前，在“国学热”、“国学应用热”中，我又听到了“我的老师季羡林”一类的昏话，话出国务院某部委的一位后生之口。令闻者引颈，只是僵梗在那里。“我的老师季羡林”，那么，你又怎么样？这位仁兄与我同龄，自称是北大中文系毕业，已混到了厅级，我未做究竟。一年夏天，忽然接到了他的电话，未聊几句，就不无自得的炫耀于我，说其前几天到北戴河疗养去了。我只作秋风过耳，未做回应。这位仁兄很失落，既没听到我的一惊一诧，又未听到我的奉承。我想如此的浅薄，也配“我的老师季羡林？”若让季老听到了，也许举起他的手杖——“满口昏话，北戴河也是人呆的地方？”
其实，我在勾画这位仁兄的时候，我的心亦在沸油锅中烹炸。在我歧途中，也曾将季老当块敲门砖对季夫子大不敬。我曾听到我的一位上司偶尔夸赞季羡林的散文，于是，自己掏腰包购得了一套24卷本《季羡林文集》（启功先生题写书名）送给此公，其实，此公并不真正尊重季老，也不懂得学人之美，只是口中说几句季氏，借以装潢门面，其心态是灰暗阴冷的，是阿Q——既惧假洋鬼子的哭丧棒，转过头来又调戏小尼姑。将季老文集奉送此公，无异于将珍珠投入垃圾筒。每想到这一荒唐的事，我就感到愧对季老，是亵渎了季老。
（六）
在季老去世后的第三天，我先后接到了中华老师和汤院长给我的通知，让我参加7月14日下午由北大哲学系和书院共同主办的“季羡林先生追思会”。
会上，18岁的小女亦陪我参加。之前，雅儿告诉了她的同学，同学们都羡慕她。小女还认真地问我可着什么装？穿什么鞋子？是否行叩首大礼？那天早上，我们早早地来到了会场，在纪念册上是第二个庄重地签上了我的名字。小女亦虔诚地签了她的火柴棒式的名字——王儒雅。一笔一画，十分认真恭敬。追思会后回到家，雅儿让我看一个秘密。她的笔记本电脑中有当天全程的摄像。我吃惊了！从我踏入北大治贝子园的第一脚起，到数位师长和我在北大人文教室季老的遗像前追忆，几乎每个凄婉哀伤肃穆的瞬间都被她拍下了，同时还做了全程录音。雅儿真是个有心人，在她小学五年级时曾作文谈理想，立志未来做个女外交家，此次到美立志在国际政治专业上有所造诣。其入乎其里，出乎事外的火热与冷静，其文献意识、史家情愫，蕴藏着珍贵的人文关怀和成功创造的潜质。
“爸爸，季老爷爷还能转世吗？”
“不会的，老爷爷走了，永远地走了”。
“那么，后人还能有他那么大的学问吗？”
“不知道，也许有吧？在你们这一代。”
不久，她乘机从首都机场第三航站楼与其五位同学远走高飞了，装着对季老爷爷的怀念和懵懂，装着90后们的梦想……。
七年以后，小女从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国际政治专业毕业。她以小小年纪横跨了东亚、美洲、欧洲，以优异成绩斩获了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职位。奔赴未来，放飞梦想。也将东方文化带到了国际组织。
一天，小女告诉我，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季爷爷正含笑于九天。
2020年7月5日
王超逸，系中国文化书院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班首届毕业生。北京大学当代企业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新文学学会姚雪垠研究分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