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0分声》13 蒋多多传“星星只有在自由的天空才能发……”
徐孟南：《高考0分声》 13 “星星只有在自由的天空才能发光,到了地上，就 成了冰冷的陨石……”
作者：徐孟南
2007年一二月的样子，也就是在我高二时，一次在学校的阅览室，我在一本著名教育杂志上看到了河南高考0分生蒋多多的高考壮举，文章中也写了和她同年的重庆的几百位学生集体拒绝高考的事件。
杂志上说,他们在表达对现行高考、现行教育的愤怒。显然人人都知道高考的暴行，只是咱们的聪明人太多，都不出来反抗，都坐壁上观呢！
当天晚上,我就急不可耐地去上了网,我很兴奋地看着关于她的报道。她的0分发生在2006年高考。
蒋多多是个性格比较内向的女孩，人很老实，不爱和别人交流。这样就适合埋头苦干，所以她的分数一向都很高，从小学四年级到高二初，她的分数一般都在班内前十名左右。她是家里的第二个女儿，家人认为她多余就起名“多多”。好在，她的高分数使她的家人对她充满希望。在家人看来，她考个重点大学没问题，当然她也很自信。家人只希望她以后能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嫁个好人，建个幸福的家庭。当然这也是所有父母对孩子的期望。
带着家人的期望和自己将来的幸福生活，蒋多多象老农民一样埋头练习做试题——非读书，因为考试考得是做过的类似的题目，只读书，不练习试题，是被认为白上学的。
可自从蒋多多上了高中，接触的东西多了，视野开阔了，不再被书本上的东西迷惑了。她常看到报纸上关于现行教育弊端的报道：很多学生自杀，杀别人。老师只关心学生的分数，不关心学生的生活，特别是学生的心理。其实，聪明的领导应该下令媒体不要报道关于校园负面的新闻，就好像一些媒体宣传某某一样宣传大好的中国教育，这样“叛民”就会越来越少，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国民都是很容易被驯化的。
蒋多多也知道不少批判高考的名人，如韩寒，郑渊洁等，他们都有本领，但他们的才能不是来自学校教育，而是靠自己方式读书——也就是因自己的才施自己的教了。
“难道现行教育真有问题？”她开始这样问自己。其实,她以前就怀疑过现行教育,只是为了全心做题目没想那么多。
高中的学习压力令她喘不过气来。特别是高二时，老师规定学生饭后多长时间必须进教室，而且每节自习课上都在教室里“监视”。一点自由都没有，就象囚犯，她们不想学还得装着学，怕老师批评嘛。对啊，学生最无奈了，我们学生肩负着家人的期待和自己的未来——不说国家的未来，那个太遥远——我们的家人爱我们，我们的未来很重要，一般人都不敢造次，我们不得不被逼着学习，做着不断重复的试题。
又加上蒋多多的数学分数不行，每次老师提问，同学都非常踊跃，而她在座位上傻站着，回答不上来不说，也听不懂，真是生不如死。所以，她渐渐产生了厌学情绪,甚至想“造反”。
高二时，她看到很多关于教育的报道。有一篇报道说：一位分数差生见到老师就笑，有一天老师对他说：“你成绩那么差，还有脸笑出来？！”
她就想了：老师怎么可以这样？！
她思考了：如果不是高考指挥棒在那儿挥动着，老师们会以分数（决定升学率）作为评论学生的标准？！没有升学率迁引着，老师会视分数差生如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把他们全都踹出去？！狗屁高考害人不浅！！
由于对学校的学习不感兴趣了，她就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她沉迷于写作。不去练习做试，分数必然会低。她的分数自然也直线下滑，进入了分数差生的行列。由于便于管理照顾分数优生，老师把她调到教室最后的位置，分数差生都在这里。老师不管她们，只要别影响优生练习做试题。差生要注意的事是千万别打扰优生，以防老师把你踢出教室，滚吧，一个老鼠屎害了一锅汤！
她还记得在小学二年级，老师不让分数低的她参加期末考试，每当想起，她就十分气愤。而四年级以后她成了分数优生，以前对她爱理不搭的老师主动来找她了。现在，她又成了分数差生，自然也能习惯老师的冷漠。我记得我小学一年级时语文很差，老师天天打我，一次我上完数学课就逃回家了，我怕老师又找我背课文，我最厌烦死记硬背了，我每次都背不出——我背书紧张，背过的东西全抛之脑后了，以致后来我最怕背书——老师就经常打我，并且罚我站教室后面，我现在还清楚记得那老师的嘴脸；从二年级开始，我成绩渐好，老师不再打骂我，也能和颜悦色地和我说话了；但高二时，老师的嘴脸又出现在我面前，冷漠。这两张丑恶的嘴脸，我永远挥之不去。
所以我也很是理解蒋多多当时的心情的。对待差生上，我们也类似，只是我对所有同学都一样，而蒋多多只和自己相同身份的分数差生很热情。她觉得差生特别可爱，他们活泼，能给人带来欢笑，重人情，会关心人，不像有的分数优生连机器人都不如。他们差生也有特长学科，也有喜欢的科目，可一科出色也和大学无缘，也和老师的关注无缘。她还认为，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位置的资源。因为人人有不同的天赋，老师的任务就是发现学生的兴趣并把他的兴趣发展起来。她有时甚至认为：站着的差生比跪着的优生伟大得多
蒋多多的写作是从高二开始的。那时候母亲经常看到女儿一回家就躲在房间里写东西。一开始，母亲认为她在学习，后来才知道她在写小说。见此,母亲很不解，也很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学习成绩？为此母亲也劝过她，但她不听。
在蒋多多上学的历程中，父母一直叮嘱她要好好学习，一定要考上好学校，如果考不上好学校，她很可能像他们一样，一辈子只能跟土地打交道。从小学到初中，蒋多多也一直很听父母的话，期期得奖，即使上高中一、二年级时，她的成绩在班级也能占到20多名。这让父母满怀希望。
而蒋多多对写作的兴趣越浓，她越无心做试题，她也越来越令父母失望。特别是在高中二年级下半期。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偷偷地写了篇小说，让姐姐看看，姐姐说写得不错，不如让报社看看能不能发表。她们把小说寄了出去，一家报社竟然做了报道并发了一小段。这对她影响很大，她的兴趣也完全转移到写作上了，并计划出书。
每天，自习课、课间、饭后，特别是中午，在别人休息的时候，她却趴在桌子上写小说。中午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如果写作的话，下午上课特别有精神，如果不写，整个下午都昏昏欲睡。她写的速度非常快，一天可以写一万字，写的时候都是一遍写成，很少修改。 她写的小说有校园生活，有武侠小说，还有一部电视剧，但都没有完成。她从来不喜欢看别人写的小说，嫌它们都太长，也害怕看了别人的小说像穿上了小鞋一样，使思维受到约束。
在蒋多多的心中，“写作是件可好玩的事情”，所以一开始便一发不可收，《开学伊始》、《天凉好个秋！》、《魂断北京城》、《睡美人复仇记》、《网中人》等，一部接一部地开始写起来。在蒋多多家里，她保存厚厚一摞英语作业本，打开这些作业本，便出现密密麻麻的字迹，这些全是她的作品。一共有40本之多，大概有一百多万字。这些作品，她让同学看后有的夸她有才华，但却被老师批为“乱七八糟看不懂的东西”。
到高中三年级时，她几乎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写作上，有时写到激情处，心里和脑海里想的全是写作，全然忘记了学习。
这让她的母亲特别担忧，母亲要求她高三时不要再写了，她才有所收敛。为了父母总得学一点，去做一些重复的练习题。抛开写作去做试题，本来写作给她带来的大好心情一下子被试题搞坏了。她对这个只知道奴役人做试题的高考很是厌烦。
就在高考前的几个星期里，蒋多多越来越无法忍受高考给她带来的压抑感。她有种必须冲破这个沉闷铁屋子的冲动。可该怎么做呢？
蒋多多想到了指挥自己多年的高考。她想在高考上做些事情。想在高考上给教育部门提些建议。她记得她曾向班主任提过：“现在都有很多人因为高考自杀和杀人,我要向教育部门建议，不要让学生把高考看得太重，目前很多教育方法都有问题。”她希望班主任向教育部门传达。而结果可想而知，班主任批评道：“你是来学习的，想那么多干什么，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以后才有出路。你看你现在成绩差的，考试一次不如一次，不想学就回家，别一个老鼠坏一锅汤！”所以，她想利用高考来向教育部门提建议。
想法在她的脑海里浮浮沉沉了整整两个星期。这期间，她一样去学校完成在她认为是很无聊的高考前的各项工作。她没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高考计划，也没人知道，只有母亲蒋树梅感觉女儿好像有点怪，但又不好问，因为她家的两个女儿，数这个女儿有个性。
可自己这样做了怎么向父母交差呢？她也想过这个问题，但她不管。而且她也想过要不要读大学的问题：难道上大学是我唯一的出路？！她已经不想上大学了。上大学不是她的梦想。她的梦想是创作和表演。
因为打定了主意要在高考上做事情，高考已经对她无拘无束，没有了之前的压抑与沉闷。高考考前那天晚上，她和平常一样,睡得很好，心很平静，就等着高考了。
第二天上午，蒋多多和其他考生一样去参加改变命运的高考。她的父亲蒋光奇偷偷地跟着去了。之前，憨厚的父亲提出陪她考试，可她不允许。不就考个试嘛，有人陪又有什么用。可父亲不放心，怕她在考试的路上出意外，不能参加改变命运的考试，耽误孩子的前程。父亲远远躲在考场外看她，见她安全进考场才放心。
高考的第一门是语文。蒋多多用了大约20分钟做完选择题，使的是双色笔。然后翻到试卷的最后一页，倒过来，开始刷刷地写。她很紧张，把头埋得很低，左手紧紧捂着试卷，一口气写了大约2000字，把主观题的空白处都填满了。
而作文最为畅汗淋漓，谈的是“高考制度该不该改”，以对话的形式，让几个人参与讨论，在结尾处她写道：“要让民主大众来决策，而不能让一两个当权者决定。”试卷上方留下自己的笔名“碎心飞魔”——也就是“心被无奈的社会现实击碎了，喜欢孤魂野鬼似的自由。”至于作文题是什么，她直到晚上在寝室听同学们议论时才知道。
交卷时，蒋多多故意将客观题放在上面，监考老师提醒她：“试卷放反了。”蒋多多的心怦怦乱跳，她担心监考老师不会收她的卷子。回到寝室，她看到几米外的办公楼里，老师们在整理试卷，好像有卷子被抽出来，她又吓了一跳：“我的试卷会不会被……”
考数学时，蒋多多感觉“写得最不成功”。试卷还没发，监考老师就两次查验她的证件，让她很不安：“是不是语文考试太出格了，上面注意了？”终场前15分钟的哨子快要吹响时，她的行为暴露，一位监考老师拿起她的试卷对同事说：“这个学生不做题，在上面乱画。”蒋多多看到“满脸嘲笑的表情”。她不知所措。
考英语时，蒋多多“写得有点狼狈”。主观题都在第二卷上，她只好做一会儿选择题，趁老师没注意，再写几句观点，写完一行赶紧用第一卷盖起来。
“不过，我的试卷很有保存意义”，她后来说，“特别是语文卷”。如今，她写在试卷上的一些观点已广为人知：“星星只有在自由的天空才能发光，到了地上就成了冰冷的陨石。”“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位置的资源。因为人人有不同天赋，老师只有发现学生的兴趣，把他的兴趣发掘出来。”“学校关心学生的分数，对学生心理和思想的了解却几乎是一个空白。”
写得兴起，平时没有的想法也落在了笔端：“现在的教育完全是大批量标准化生产，输送的是一个模型的人才。”“社会上之所以有文凭造假的现象，是因为社会提供了机会，用人单位招聘人就看重文凭，这种观念也要转变。”但在平时，她认为自己说得再有道理，也不会有人注意。这也就是人微言轻的道理。我们高考考0分就是想获得话语权来发声。
考试结束后，父亲听别人议论，今年的考题不太难，就想知道女儿考得怎么样，他去看她。蒋多多来到校门口，胖乎乎的父亲一脸笑容望着女儿，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问：“考得还行吧?”
她轻声说：“考上是不可能了。我自己自有打算”
父亲的脸一下子变得特别难看。他没说话，心里特别难受。
而她心里却有泪水大颗大颗地滚落。
父亲失望而归。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愧疚之情油然而生。她突然感觉压力向她袭来。
只愿高考能达到目的——引起教育部门的关注，并找她谈话，说说教育问题。蒋多多只能这样安慰自己。
6月9日下午，也就是高考后的第一天，蒋多多回到了家，脸色很差，父母什么也不敢问。吃完饭，她就钻进了自己的房间，“害怕看到爸妈的眼光”。她也不敢跟父母说自己做的事情。12日，她清点了几件衣服，带着高中省吃俭用攒下来的200元钱，借口填报志愿离开了家。在学校的时候，蒋多多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她开始偷偷地攒钱。父母每月只给她100元的生活费，勉强够一个月的生活。但为了省钱，她每顿只吃一个包子，这样下来了，她积攒了200多元钱，当作出门打工的路费。
填报志愿结束的当天，蒋多多就坐车去了郑州。到郑州时已经是次日0时许，她给在郑州上学的姐姐打电话，姐姐的手机关机，联系不上。她就在火车站广场上游荡，直到联系上姐姐。在姐姐那里，她向姐姐说了她的作为，并说她想出去打工。姐姐批评她的做法太幼稚，并劝说一个人出去太危险不让她出去。但她并没有听取姐姐的话，第二天就去了山东菏泽。到菏泽时，已是次日1时许，她躲在火车站里坐到天明。在车站里，有不少人问她是干什么的，是不是想找工作，并表示愿意帮助她。她都警惕地一言不答。
等到天明，她到菏泽市区到处寻找小广告。
在这一段时间，她特别无助，压力特别大，老觉得对不起父母。好几次连死的念头都有了。
工作未果，又快身无分文，蒋多多又回到南阳，可她不敢回家。十几天中，白天整天在大街上毫无目的地转悠，晚上就到亲戚家借宿一晚。甚至有两个晚上，她跑到南阳师院校园，准备在长明灯教室里度过一晚，但长明灯教室没有开放，她只好到女生宿舍楼下，坐了两整夜。
等待是漫长的，也是备受煎熬的，蒋多多担心改卷老师不按违纪来处理，那样等于白费了自己的冒险。她希望能够早出处理结果。
离家十几天，蒋多多给家里打过两次电话。第一次实在想家就忍不住拨通了家里的电话，是妈妈接的。听得出妈妈很焦急，很为自己担心，对于高考的事儿，她没敢跟妈妈提。
第二次跟家里联系是6月24日，那天她去了叔叔家一趟。接到的还是妈妈的电话，说学校通知她去一趟，让签个名。当时妈妈在电话里安慰她说，如果考不好，再复习一年。 她意识到应该是考试的事情终于有了结果。去学校的路上，她心里想肯定是学校知道了高考违纪的事。她以为是教育部门的人看到她写在试卷上的建议后比较重视，找她谈话了。
第二天见到老师的时候，老师让她在“考试违规处理决定书”上签字。
她问老师，为何只有一门“考试违规处理决定书”？老师说，你问那么多干吗，上级只给发了一门。蒋多多把自己在考场上故意违规的情况向老师做了说明，并说她本来是想全部得零分的，但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老师批评她说，你写这些干啥，教育制度不是你所能改变的。
蒋多多最初的愿望没能实现，她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恳求老师给她指条路，但老师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在回去的路上，弟弟对她的成绩也十分失望。在弟弟眼里，蒋多多是十分优秀的。在小学和初中阶段，蒋多多每年都能得到好多奖状，这也是弟弟十分佩服她的地方。可现在一切都塌陷了。
这时，蒋多多仍然不敢回家，不敢对父母说话。那种对父母的愧疚让她无法自拔。
6月28日，她感到特别孤独特别想家，给当地媒体打了电话。她想倾诉，也希望记者给她指条路。
“我已走投无路了，不敢回家，我该怎么办？”蒋多多打电话给报社如是说。
在电话里，她哭泣自己高考总分114分，离家出走已十几天……
正当她断断续续向记者讲述时，她的电话断了。她的电话卡没钱了。之后换成公用电话再打过去，他们约定在南阳师范学院门口见面。
不久后，记者赶到了南阳师范学院门口一公用电话亭旁。 见到的是一个瘦弱、黝黑的女孩，手里拿着几本书，背一个黑挎包，正四处寻望。
之后，蒋多多受到全国媒体关注，但媒体只关注她本人却很少关注教育，更没教育部门找她谈话，她很悲愤。
更令蒋多多难受的是：7月7日下午，她们区妇联一行干部来看她，带来了两件短袖衫和400元钱。干部们起身离开时，她三次追上去退钱。看着汽车发动起来，她不安地哭出声来，将手上的笔和纸狠狠地朝地上摔去，抹着泪大喊：“我要的是精神，不是金钱！”妈妈蒋树梅赶紧给一位干部打电话，要他们折回来，然后拿着衣服和钱追了出去。此后40多分钟，蒋多多一直在抽泣，她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
有很多人对她表示佩服和赞赏。贵州民族学院一位退休教师在特快专递中称赞蒋多多“是一个思想和心理都十分健康的人，很有主见、很能思考，而且敢做敢为”。
也有人批评她天真、幼稚，不现实。央视一位记者把许多网友的意见下载到电脑里带给她看，蒋多多只看批评的意见。“他们的认识太自私，太狭隘，没有抓到问题的根本。”“我很大度，不和他们计较。”她坚持自己的看法。 有网友把她比作堂吉诃德，她不明白“高考制度怎么不能改变？”
下面咱们看看经常接触蒋多多的人们是咋评价她的。
据语文老师华锋回忆，在高三刚开学没多久的时候，他在课堂上说了高考几句好话，多多便写了篇四五千字的文章《我就不再批评你了》反驳他，“你看看吧。”她面无表情地把文章交给了华锋。
华锋当时有点哭笑不得，但他很佩服这个学生的勇气。“这是一种很可贵的行为，太特别了，她喜欢完美和透明。”华锋说，多多的文章激起了他读高中时久违的一种感觉。但他有点担心多多的高考，试图在评语中提醒她：“人在红尘中想绝然超脱物外，可能吗？”但蒋多多说：“起码精神上可以，思想是最自由的。”
华锋是与蒋多多交流较多的老师，他认为这个女生“和别的学生不一样”，很有个性和主见，对规定的话题作文不感兴趣，经常不按照要求去写那些议论文，而会代之以小说、戏剧，甚至让古人和今人在文中相会。华锋劝过她好几次，她说：“文学必须是发自内心的东西，不能被强迫，否则就是无病呻吟，千篇一律。”华锋在评语中肯定多多的作文，“见解深刻，感情真挚”，“文章虽然很偏激，但那也是你的文气”。
三年来，蒋多多写的百万字作品都是利用自习课和课余时间完成的。“她很遵守纪律，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华锋说，多多并不是一些人认为的怪女孩，她只是不爱主动说话。“从来没有一个学生敢拿自己的前途挑战高考制度。”华锋说，“但多多做了。”
在英语老师郭云涛的眼里，多多也没有违纪行为，“一点也不调皮，根本不令老师头痛”，但“基本不抬头听课”。“她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很少与外界沟通，看到更多的是事物的阴暗面。”她在文章中说校园“阴森可怕”，说自己的世界“没有光明、温暖和真诚”，但尽管如此，她“还是不能彻底地放弃对光明的呼唤”。
“她看起来很冷，但打交道后，会发现她对人挺好。”和蒋多多同宿舍的胡杨说她“心胸一点也不狭窄”。一次，胡杨有一件事做得不太好，她向多多道歉，“她很大度地原谅我了”。平时，宿舍的同学会聊到很晚，连胡杨都难以忍受了，但多多一句话也不说，“躺在床上，很安静”。对于多多在高考中的行为，胡杨啧啧两声：“挺胆大的，有一定道理。”
但母亲蒋树梅却觉得多多“很傻”，因为“几百万考生都没人那样做”。6月29日，她才从郑州的亲戚那里得知女儿的行为。蒋树梅原本对多多考大学充满希望，打算贷款送她读书，但她实在弄不清这个“成天不爱说话不爱笑”的女儿在想些什么。“我实现自己的理想后要去帮助别人。”多多对母亲说。蒋树梅觉得很可笑，“你都这个样子，还去帮别人？”
此事稍有平静后，11月18日，《成都晚报》刊发该报记者采写的一篇《高考0分女孩蒋多多写言情小说成都百万富翁掷万金为其出书？》的稿件，文中，“百万富翁”王翔进自称在蓉（四川成都的别称）城做生意，打算掷万金为蒋多多出书。
报道中说，11月2日，王翔进做生意顺路来到郑州，出发前他特意给蒋多多发了个短信：“明天我这张火车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得到蒋多多的“默许”后，他来郑州“拜会”偶像，蒋多多到车站迎接他。待在郑州的两天里，两人一起逛公园，吃西餐。王翔进称谈到为她出书的问题时，蒋多多比较沉默。“但我知道她内心是很希望出书的，这毕竟是她的一个梦。”后来他肯定地说。
临走时，蒋多多在王老板的笔记本上写了一段留言：“坚持你想坚持的，追求你想追求的，记住初衷矢志不愈（正：渝），我心飞扬，梦想早成。一切好运。——碎心飞魔”
看到多多写下的这句话，王老板自认为这是多多对出书的默许，所以，离开郑州后，他赶往北京联系出版社咨询出书事宜。他还联系了几家图书批发商，意欲打开销路。
“没卖出去就算我亏损，如果卖出去，大家就一人一半分成。”王翔进称，当他把这些情况告诉多多的时候，蒋多多却发来短信“你误解我了”，这让他“感觉很尴尬”。他没料到蒋多多根本没打算出书。
为什么你准备为她出书，还要加上自己的名字？到底是为了帮蒋多多圆梦，还是为了借她的名义来炒作？
针对这个话题，王翔进后来说：“当初蒋多多不同意用她的名字出书，我只好说加上自己的名字，没想到她最后说‘那是你自己的事’，经得她‘默许’后，我就和成都媒体说了。其实我在帮蒋多多圆作家梦的同时，也有炒作自己的想法……” （徐孟南于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