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西安—当年刚上大学的时候 是极害怕的

25年前来到西安读书，前几个月的中心思想是：害怕。

一个年轻孩子，见过世面和没见过世面的区别太大了。在我们合肥市肥东县王铁乡的方言里，“陕西”和“山西”念起来差不多，我在来学校前几天才大概明白：我是去陕西读书，而不是山西。还以为是到处都是煤山的山西呢，——我们的学校在煤山脚下，四周的树木漆黑挺拔。

在这之前，离家最远是高中，县城离乡下四十里，也很远了。我携着浓浓的乡愁来到高中，语文课第一篇作文写的是：我带着乡亲们的殷殷嘱托，来到了高校。

别说现在了，当时的我都觉得自己太假了，乡亲们who care你？还“殷殷嘱托”。语文老师伍老师把“高校”给我改成了“高中”，我觉得莫名其妙：不是一回事吗？而且这么一改还不好听了。

“你看，你将‘高中’写成‘高校’了。——自然，这样一写，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作文不是骗人，事实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事实的写。”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写还是我写的好看；至于实在的情形，我管它球的。”

这么愚昧无知的一个年轻人，来到两千里外的长安，自然是炼狱般的感受。

所以哥哥要陪着我去报道，以免被人贩子贩掉。

哥哥就是哥哥，那么繁杂的非人类的流程，他居然全都懂，而且还会操着标菌的普通话和那些吓人的人交流。

校医院门口，哥哥叫我一个人进去做新生体检，他累了烦了，不想再带我一步一步地丢人现眼去了。我吓死了：不懂啊，该干什么啊？！

老大怒了，瞄着屁股就是一脚：滚进去！

我又一次受到了伤害。

一个人体检回来，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觉得自己获得了一次新生，感受到了一种独立的成功的骄傲。但是十分钟后，又开始害怕起来，毕竟体检完毕不代表大学就念完了。

宿舍又是一重恐怖。八个床，七个省份，南腔北调。年轻孩子们个个装成无所畏惧的模样，热情地彼此套着近乎。哥哥作为我的外交部发言人，尽情地发挥着他成熟者的优势，也越发衬托出我的孤苦无助，和怂。

一个高年级的学长闯进来，给我们推销各类老旧的生活和学习用品。居然是安徽老乡，六安人。哥哥买了他一个充电器，30块钱。充电器是坏的。一个星期后，我在西花园迎头碰到了这个骗子老乡，但鉴于哥哥已经回家，我没敢一个人逮住他质问。

食堂也是吓人的。高中三年，我只习惯了下学后携着饭盆，冲锋到唯一的食堂，饭票打饭菜票打菜，白菜三毛肉丝五毛鱼一块。但是这里的食堂却有无数家，每家都无穷大，窗口又奇怪。

第一顿饭是哥哥帮我打的，米饭+糖醋里脊。这个糖醋里脊击溃了我，甜的。我彻底迷乱了，不是说这里是面食和辣食的世界吗？原来这里人都吃甜的，让我死吧。

吃了两口里脊，我停下了，对哥哥说：我想死。

哥哥只是笑了笑，没有踢我的屁股。

当天下午，他就坐火车回老家了。

从此以后，我要在异国他乡一个人挣命了。

从此以后，不会再有人为我撑腰为我外交发言。回到宿舍以后，我对每个人都陪着笑脸，做出又热情又无所畏惧的模样，——我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

普通话是第一关。

之前除了朗读语文课文，我从来没有使用过普通话。而现在，不需要朗读语文课文，但你只能说普通话。怎么说？完全没有经验。

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感谢《新闻联播》。

我是不会主动找人说话的。如果有人找我说话，我脑海里马上闪现出《新闻联播》里邢志斌、罗京、李修平、张宏民等德艺双馨的老播音艺术家的音容笑貌。迅速转换迅速切换，想表达的内容→转换成方言→转换成普通话文字→邢志斌、罗京、李修平、张宏民等德艺双馨的老播音艺术家是怎么说的……

那时候，就差给我面部加一个电视框了，再加个台标，就是磕碜版的《新闻联播》。

有个直言直语的重庆同学说我：你说话有点装腔作势的。

我只想回一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联播》，再见。

这样的环境里，让我怎么不会生起浓浓的乡愁呢。

我多想回到家乡，回到亲人的身旁，抛开了《新闻联播》，行走在熟悉的阡陌交通，使用着顺手顺嘴的方言土语。

我给爸爸写信，一写就是几十张信纸，一张邮票都不够分量的。我叨叨叨，叨叨叨，倾诉着异国他乡的愁怨。爸爸终于有一天忍不住，在回信里说了：下次不要写这么多纸了。

我又一次受到了伤害。

起初每一天的醒来于我都是吓人的。醒过来以后，该做什么？你要和同学们怎样say-hello say-morning？穿怎样的服装？用什么方式洗脸刷牙？怎样才能显得你没有那么low？

太难了。祖辈和父辈们并没有仔细地教育过你这一切，他们也不太懂这些。一切的脸面都要靠你自己去摸索和打拼。太难了。

用怎样的包裹去上课，也是一门极难的学问。我看有人是用公文包的，这个于我是很难接受的。如果用黄布书包吧，好像又太幼齿了。

到底要用什么包包啊，——我太难了！

最后我参考了陕西关中的一个同学的蓝色帆布书包，大小适中，款式中庸，安全系数较高，喏，就是这样式的——

处处都是害怕的，但也能活下去，因为我知道别人也是会害怕的，懦夫肯定不止我一个，伟丈夫毕竟只是个别的，我必然有隐藏的同党们。

理工男们很多都拥有一个日本名字：龟毛太次郎。

太次郎们龟毛是龟毛了点，但读书还是当一回事的。

起初我读书是认真的。虽然《高等数学》第一节课就直接干了二三十页，把我干得冷汗直冒，——这是深圳速度吗？！

然而我期末《高等数学》还是考了九十多分，很不错哦。

高中时期听到的最大的谎言就是：现在吃点苦，等进了大学，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赤裸裸的谎言。

我从未见过这么多的课程，这么高速的进度，遮天蔽日的作业和试验，除了吃饭睡觉，时间都耗在预习、复习、作业、报告上面。

在浓得化不开的乡愁里，我很认真地对待了大学的前两年，还拿过二等奖学金，750块钱，很多钱呢。当然后二年就蜕变了，开始躲避这个程序，活成另外一幅颓丧的模样，这是后话。

慢慢地，慢慢地，各种不习惯就有点习惯了，衣食住行玩，吃喝拉撒睡，慢慢找到规律，乃至于有了一点乐趣。大学，以及西安，开始与我化合出命中注定的反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