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评分8.5｜《逃离奥斯维辛》：希望是炼狱绝境中绽放的玫瑰
书中所讲述的事件，尽管让人毛骨悚然，但却有必要一讲再讲，直到其现代意义深入人心。——布鲁诺·贝特尔海姆
01
《逃离奥斯维辛》是一部关于二战时期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纪实回忆录，1946年出版问世。七十多年来一直畅销于世，成为感动世界的经典之作。
《纽约书评》认为这本书是读者所能见到的关于奥斯维辛的最好的短篇纪实。
作者米克罗斯·尼兹利（1901—1956）是一名匈牙利犹太医生。
1944年尼兹利医生和家人被德国纳粹抓捕并送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
到集中营后，尼兹利医生因为曾经在德国求学多年，并有着病理学和法医知识而被臭名昭著的“死亡天使”门格勒医生遴选出来，负责集中营的法医以及部分医疗工作，成为“活死人特遣队”的一员。
1946年，尼兹利完成了这部“回忆录”，以连载的形式刊登在匈牙利《世界报》上，稍后以《我是奥斯维辛焚尸场门格勒博士的医学助手》为题出版成书。
这部纪实回忆录的英语完整版于1960年出版，书名改为《奥斯维辛：一位医生的亲眼见证》。
自此以后，德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及波兰语等译本相继问世。
作者亲身经历了集中营的黑暗岁月，用如同手术刀一般冷静质朴的文字记述了那段历史。
书里的每一个字都只是记录，对于集中营的描述也无需更多的写作技巧，仅仅是陈述就已经足够触目惊心。
在这本书里有必须死去的孩子，必须死去的父子，必须死去的特遣队员，必须死去的1200万人。
在这本书外有良心未泯的辛德勒，有军事法庭上唯一面有悔色的军官弗利兹克莱恩，有因戴上象征犹太人身份的黄星而被送入集中营的普通雅利安女人，有把哀喜恐惧述诸日记本的安妮弗兰克和总是离家出走的犹太少女多拉·布吕代。
《巨人的陨落》的作者肯·福莱特曾经写道：
我亲眼目睹，每一个迈向死亡的生命都在热烈生长。
可是这句话在奥斯维辛以及其他集中营里并不适用。
集中营里的每一个囚犯的生存需求都已经被降到最低，食物与休息都不能得到保障，尊严被践踏，希望被剥夺。
他们已经不被当作人来看待，何谈生命；没有养分，如何生长？
他们的灵魂早已死去，只有肉体还在迈向死亡。
02
在二战胜利后，关于集中营的上千份资料和书籍陆续得以问世，但是这些资料中，没有一部详细记述集中营火化场内发生的事情。
原因很简单：火化场是通往死亡的大门，再无归途。
二战中纳粹主义的极端思想，导致“劣等民族”犹太人、吉普赛人等迎来惨绝人寰的灭顶之灾。
1942年后，纳粹更加疯狂地灭绝犹太人，数字在不断上升，几万、几十万、上百万……一车车的犹太人下车后，经过筛选，大部分直接进入毒气室，然后拖到焚尸炉烧掉，如此反复，空气里都透着绝望。
1944年，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医生尼兹利因自己出众的医学技能得以暂且活命。
然而生的开始，也是折磨的开始。
作者在奥斯维辛度过了整整八个月，240天。
在其波澜不惊的叙述中，在撰写报告的日复一日的记录背后，是保守估计我们在这段历史中失去的这1200万人（由于集中营资料在战争后期被烧毁，这个数字有争议），其中有优秀的水泥匠，也有卓越的科学家。
这些人，他们有的一进集中营就被选进毒气室仓皇死去，而这竟然是最好的结局。
因为暂时没死而被关去营区的人，通常要再经受三四个月的饥饿、疾病、寒冷、残酷竞争，直到他的精神被完全消耗殆尽，身体千疮百孔，然后在半梦半醒的昏迷中得到解脱。
尼兹利见证了纳粹的罪恶，为了保命不得不成为他们的助手，精神上的折磨，内心的煎熬，这份伤害伴随着他一生。
毒气杀人、火焰枪喷射、心脏注射……这些惨无人道的杀人方式每天都在集中营里上演。
1944年，这里每天要焚烧约6000具尸体。
他们无耻且理所应当掠夺犹太人的财物，一件件带着温度的衣服、铮亮的皮鞋、精致的礼帽、优质的器皿……等等，他们从不轻易放弃。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首席医疗军官，打着医学研究幌子的约瑟夫·门格勒，用极为变态方式做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医学研究。
解剖双胞胎、侏儒，往囚犯眼睛的虹膜注射颜料......
这种置人伦道德于不顾，单纯追求职业技能和知识自豪感的态度只要存在，我们就免不了再遭被伤害的命运，因为这种态度的本身就是对生命可耻的无视。
尼斯利的回忆录记录了至少12批特遣队员的集体记忆，也记录了纳粹残害大量犹太人的方式。
每一次的屠杀，都让他惊恐加倍，他不断战胜恐惧，求生的信念支撑着一切，他还要去寻找自己的妻女。
同时，在他心里也有小小的希望，如果活着出去，一定要发声，要把纳粹掩盖下的恶行揭发出来，告知世界。
在回忆录中，尼斯利平铺直叙的叙述震撼人心，若不是这些文字的真实存现，谁也无法想象到当时的情况。
通过尼兹利医生第一人称的视角，世人能够得以窥探到“人间炼狱”究竟是什么样子，人性又可以卑劣到何种境地。
同时也告诉所有人，命运会残酷地蹂躏我们，考验我们脆弱不堪的人性，让我们痛苦地做出攸关生死的抉择，但希望仍然是炼狱绝境中绽放的玫瑰，希望不死，则命运不死。
03
为本书作序的布鲁诺·贝特尔海姆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为什么犹太人会自愿被限制、被捕、被驱逐，就算是被杀掉也没有任何反抗？
数量如此众多的人，象挪威旅鼠一样，自觉排着队走向了死亡。
而普利莫·莱维在反思大屠杀幸存者的名著《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中也把“特遣队”放置在人类的道德天平上，进行痛苦的称量。
处于“灰色地带”的这群人，到底是受害者，还是共同的加害者？
这是一个道德难题，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得到公认的答案。
但正如美国作家迈耶·莱文所言：
那些纳粹暴行的受害者留下了他们亲身经历的记录，虽然不完整，但却真实，他们用指甲在墙上刻下的只言片语，希望人们后来看到的不只是一串冰冷的统计数据，而是血淋淋的事实。我们有责任倾听他们的一切。
我实在不忍心也无法苛责尼斯利医生这样类似的特遣队员的道德问题，我更倾向于认为，个人是历史的人质。
这本书里有着许多人的残影：特遣队员、解剖医生等犹太同胞；雅利安小队长等人性泯灭的强权代言人；死难吉普赛人和犹太人；带着伤痛的幸存者。
在整个世界的混乱中，在纳粹的强权政治下，人的选择很小，个人是无能为力的，是消极顺从的，是往往没有看清现实便被卸去了希望的。
残忍的人和懦弱的人，笼统地说，大约都是历史的受害者。
当纳粹有能力控制社会的每一个毛细血管时，它能完全阻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它会塑造人的思维方式，让人无从抵抗。
我宁愿相信，经历了奥斯维辛而幸存的人，他们比死去的人承载了更多的痛苦。
作为人类浩劫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他们用卑微的存活和内心的煎熬换来了一份应世代铭记的历史遗产。
从历史画幅的广漠图景，以后代的疏远视点看待奥斯维辛，我感到一种人性上的悲愤。
为人道主义的沦丧，为种族优越的谵妄，为万千生命的腰斩而痛心。
从这个角度，一个人仅仅是1200万分之一，仅仅是一场错误行动的“罹难群众”，一个纪念碑上的名字，一副摄影作品中倚叠如山的衣服和鞋子的主人。
一具具灵魂永逝的血肉之躯，最后坍缩成一个个数字，成为一个年代的符号。这是每一个曾经鲜活地活过的人类都承受不起的冷漠。
然而别忘了，就生命本身而言，1942的犹太人们与2020年的你我并没有什么不同。
记录苦难历史的意义就如同著名犹太裔历史学家西蒙·杜布诺夫，1941年临刑前最后的话：
人们！不要忘记，要大声说出来，要把一切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