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全球史角度 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纪念五四运动？

《现代中国的展开：以五四运动为基点》

内容简介

1919 年发生的五四爱国运动，是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是戊戌春胶州湾事件、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二十一条”、巴黎和会的逻辑展开。本书探究了这一系列事件的因果关联、起承转合。

100 年来，或以为五四运动是现代中国的起点，唤醒了中国人的觉醒，促进了民主政治的推展，改变了世界的注意力，使五四运动具有了全球史意义；或以为五四运动打断了近代中国的启蒙进程，影响了后来的文化走向，开启了中国政治的新路，走俄国人的路，中国历史由此完全改写。大约 30 年前，更有学者认为 20 世纪上半期特殊的政治走势，救亡成为历史的主轴，启蒙被严重边缘化，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走向富强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其实从历史关联度考察，没有之前的启蒙运动，就不可能有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政治抗争，就其本质而言，就是19世纪晚期启蒙运动的逻辑结果。

不论是政治抗争的“小五四”，还是以思想启蒙为主轴的“大五四”，它们都是中国历史大转型中的一个浪花，是中国历史继“殷周之际”、“周秦之际”两次巨变之后第三次历史大转折，是从农业文明向工业社会转轨的一个重要节点。所谓“儒家伦理不合乎现代生活”，所谓重构新的社会组织、人伦关系、生活方式，说到底都可以从第三次转型这个视角予以解释。本书拉开了历史的长镜头，并将全球史作为重要的背景关照。

作者简介

马勇，1956 年 1 月生于安徽濉溪县。 1973 年入伍当兵， 1977 年至淮北煤矿当掘进工， 1978 年考入淮北煤炭技术学校， 1979 年考入安徽大学历史系， 1983 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 1986 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从事研究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 1999 年晋升为研究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研究中心、安徽大学胡适研究中心等研究员，河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校教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

书籍摘录

绪论 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纪念五四运动（节选）

时间过得真快， 1919 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已经走过了 100 年的历程。 100 年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至今日，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五四运动呢？

五四运动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它标志着中国人，至少是中国知识人特别是青年学生政治意识的觉醒，是 1840 年以来中国青年知识人群体比较全身心地投入政治，由此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即中国的政治已不再限于职业政治家范围，而扩大到了知识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层面；中国政治的阴晴冷暖已不再是职业政治家的任意作为，而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知识人合作与否，取决于知识人的态度。

就历史大势而言，五四运动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也造就了一批新人。此后的中国历史，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几乎一直受到五四传统的深刻影响。鉴于此，欲准确理解和把握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不能不对五四运动的来龙去脉、功过是非进行系统的梳理与分疏，汲取其经验，抛却其不足，从而继承五四真精神，减轻新一代中国人心灵上的五四迷雾，超越五四，为中国更为美好的明天而举国努力，真正实现五四青年以鲜血、生命捍卫的崇高目标。

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在其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持续发挥作用，五四运动亲历者、五四精神传承者等人事因素固然重要，但根本原因决不限于此。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五四运动不仅涉及了、影响了当时中国各个阶层之社会公众，而且五四精神旨趣也并没有局限于某一点上，它既关照了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愿望，又辐射、触及了 20 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全部课题。因此， 20 世纪中国在其每一关键性变化时刻，人们便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五四运动，期望从五四精神遗产中获取智慧资源。从大历史视角去看，五四运动和其他近代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一样，依然会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智慧资源之一。也因此之故，纪念五四运动，就要将五四运动置放于 20 世纪中国与世界，置放于全球史背景中进行关照与考察。

五四运动的选择

依照学术界的通行理解，五四运动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五四运动是指 1919 年因山东问题—巴黎和会而引发的政治运动，以 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大游行、火烧赵家楼及学生被捕为标志；广义的五四运动则指 1919 年前后长达数十年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其内涵与外延都相当广泛，前后期变化也相当复杂、明显。

但不论是广义的五四运动，还是狭义的五四运动，它们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狭义的五四运动即使没有山东问题—巴黎和会的引发，也迟早会以其他借口而爆发。因为在那之前一个世纪，中国不是以和平的、温和的方式进入世界，而是通过一系列战争强制性地、被动地进入世界，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不适应，委屈、别扭，一直没有得到疏解、排解，随着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中国人必定要通过某一重大事变重新定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重新思索中国进入世界、世界进入中国的意义。所以说，狭义的五四运动，即便没有青岛问题，没有“二十一条”，没有巴黎和会，也一定会因某种机缘而发生。这是历史的宿命。

100 年来，五四运动研究的主流看法大致认为，从总体上说，五四运动的选择代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环节。但它依然患有近代国人一直存在着的焦灼心理、急躁情绪。他们渴望一夜之间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很难想象在有序的环境里为民族复兴做艰苦细致的长期努力。五四运动之后中国重大的政治变化，差不多都可以从这里寻找到思想渊源。

现代化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历史过程，现代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历史已充分表明，如果没有一个稳定、和谐的内部秩序，浮躁、空喊，不仅无济于事，反而阻碍现代化进程。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稳定并不单单是政府的责任，全体社会成员不仅应建立起社会秩序的共识，而且要有一种为民族根本利益而自我牺牲的勇气。当民族利益需要的时候，社会成员不是信奉“自陈好恶”、“自崇所信”的自我中心主义，而是要确立一种为民族利益牺牲个人的献身精神，将个人的作为纳入秩序的轨道。

爱国情结

现代化的真正实现有赖于能否确立稳定的社会秩序，而秩序的建构、建设，一方面需要政府积极协调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使各利益集团在确认现代化共识的前提下进行有序的竞争。另一方面，各利益集团以及全体社会公众，为了国家和民族现代化的整体利益，既要充分利用对政府的监督权利，使政府的行为不至于超越秩序、破坏秩序，或危及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又要接受政府的指导与协调，使各利益集团及全体社会公众的行为也纳入秩序的轨道。简言之，为了现代化之根本目标，任何个人、任何利益集团及任何行为的责任者、担当者，都必须在秩序之内进行活动，而不应超越、凌驾于秩序之上。

当然，和任何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秩序本身也是一种运动中的范畴。它既不可能凝固于某一点，同时，从实际运作程序看，它也不可能永远处于平衡状态。它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但平衡是根本目标，不平衡是为了重新实现更高层次上的平衡的必然阶段，而不是社会成员的追求目标。

反观近代中国的全部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现代化历程之所以 100 多年来步履维艰，除却无数复杂的内外在因素和机遇丧失外，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恐怕还在于社会公众一直未能确立现代化根本目标下的秩序共识，遂使中国秩序长时期处于不平衡状态。

中国秩序的失衡是与中国现代化同时起步的。早在 19 世纪中叶，中国现代化酝酿之际，中国秩序的失衡即已显露出征兆。早期洋务思想家和传统的社会改良主义者，困惑于中国进步与发展的阻力何以如此巨大的客观事实，便已试图从传统秩序方面寻找内在原因。如果说龚自珍“无八百年不易之天下，天下有万亿年不易之道。然而十年而易，五十年而易，则以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听其自堕，以俟踵兴者之改图尔”？的说法，依然是“药方只贩古时丹”，企求发挥传统秩序的调节功能，挽救社会危机的话，那么，魏源提出的“欲制夷患，必筹夷情”、“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及“款夷”主张等，在客观上势必引发对旧秩序合理性的怀疑。他说：“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江河百源，一趋于海，反江河之水而复归之山，得乎？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是以忠、质、文异尚，子、丑、寅异建，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况郡县之世而谈封建，阡陌之世而谈井田，笞杖之世而谈肉刑哉！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这实际上是要求改变中国旧有的传统社会秩序以合乎变化了的现实。

魏源的这种思想倾向一直深刻地影响着晚清的政治变革，直至清朝末年的新政、君主立宪等，依然可以看到魏源思想的影子。这时的思想家虽然对旧秩序之不合时宜性提出过种种责难与建议，但他们并不是要求彻底破坏旧有秩序、传统秩序，而是期望以清政府为主导，自觉协调旧秩序与现实生活中不适应的部分，促进社会秩序由不平衡达到平衡。用后来的政治术语说，魏源那些人是温和的、适度的保守主义者，坚信“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传统改良路径，不激进，不冒进，循序渐进，积跬步以成千里。

但是，自魏源以来的这些善良愿望统统化为泡影，于是人们便很自然地从根本上怀疑旧秩序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怀疑清政府的能力、诚意，甚至怀疑帝制终结后的新体制没有力量，没有效率，这一点应该是五四运动之所以发生的历史原因。

从政治学的观点看，五四运动对现存政府合法性的怀疑无疑是基于善的理念，也就是说，他们依据善的理念作为批判和评价现实生活和现实国家的标准。因此，他们实际上是把体制的各种政治形态的改变和道德目的等同起来。这一点，毛泽东后来分析道：“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是卖国政府，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这样的政府要不要反对呢？假使不要反对的话，那末，五四运动就是错的。这是很明白的，这样的政府一定要反对，卖国政府应该打倒。你们看，孙中山先生远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是当时政府的叛徒，他反对了清朝政府，并且推翻了清朝政府。他做的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很对的。因为他所反对的不是反抗帝国主义的政府，而是勾结帝国主义的政府，不是革命的政府，而是压迫革命的政府。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

毛泽东的论述，充分强调了五四运动的正当性，以为这场运动就是中国人民反对“卖国政府”的一次革命运动。由于政府“卖国”，因此必须打倒，必须推翻。这里的实质性问题其实是秩序与爱国的内在关联。

无需否认，探讨这一问题的首要困难在于如何确认当时政府的法律地位，其次是如何确认五四运动对政府的指控。这些问题甚为复杂，要说清楚并不那么容易，这实际上是辛亥遗产。 1916 年 6 月 6 日，袁世凯在国人的一片咒骂声中死去。不久，袁世凯政府的副总统黎元洪“依法就职”，继任总统。在各方政治势力的博弈中，黎元洪相当模糊地恢复了民国约法，召回了旧国会议员，重新组织了内阁，由段祺瑞任总理。对黎元洪的做法，孙中山甚为满意，于是他指示中华革命党通告国内外各支分部：“迨袁贼自毙，黎大总统依法就职，因令各省党军停止进行。今约法归复，国会定期召集。破坏既终，建设方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即一切党务亦应停止。”这就于事实上承认了黎元洪政府的合法性。

不久，黎元洪与段祺瑞闹分裂，黎将段解职。段纠集北洋系军人谴责黎，黎于是同意张勋出面调停。然而张勋又有自己的打算，他不是调停黎段矛盾，而是借机进入北京，继续袁世凯未完之业，但不是像那样“帝制自为”，而是“帝制他为”，请出废帝宣统，复辟了清朝。1917年7月，段祺瑞以共和国再造者的姿态进入北京，平息了张勋—溥仪的短命复辟，又逼黎元洪让位于副总统冯国璋。

冯段之间有过短暂的合作，但由于他们分属于北洋系的两大系统，利益的驱使造成他们并不可能真正合作。 1918 年 10 月，段祺瑞安福集团控制的国会将冯国璋挤下台，而冯所属的直系集团则以段勾结日本为借口，指责段出卖中国以换取贷款。此后北方政府在人事上还有种种变动，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实际上都是段祺瑞一系控制着。五四学生运动的主要矛头就是针对段祺瑞的所谓北洋政府。

与段祺瑞的北洋政府对峙的是南方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军政府”。这是中国当时的实际状况，从法理学的角度看，南北两政府都有其存在的法律依据。事实上，不论南方政府，还是一般国民，都视段祺瑞的北京政府为一政治实体，否则南方政府就不会和北方政府对等谈判，五四学生、一般民众也就不会向段祺瑞的北京政府请愿。

就国际地位看，国际社会承认段祺瑞政府是中国的合法代表，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除了王正廷代表南方军政府外，其余的均应看作北方政府人士。

再看五四运动对北方政府的指控。“山东问题”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线，但此事由来已久，甚为复杂。中国政府的外交选择，大致上与当时的国力、与中国在欧战中的贡献、与巴黎和会的主旨大致相当。中国能够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巴黎和会，就是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政治进步，一洗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政治耻辱，是中国国际地位回升的一个重要标志。巴黎和会主要是处理战争善后、战后秩序重建的问题。中国在这次会议上有自己的诉求，那就是收回青岛主权。由于和会的重中之重在欧战、在善后，因而中国政府在处理和会主题与中国利益上，就面临一个如何选择的困难。中国一方面必须注意和会主要国家如美国的关切，另一方面必须维护中国的尊严，捍卫中国的利益。从中国政府的预案及应对看，和会期间，大致而言并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如果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看，中国拒绝在“巴黎和约”的最后文本上签字，不仅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尊严，而且将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有助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正如福开森当年所描述的那样：“据美国人之感想，以威总统对于山东问题让步于日本，以期日本加入国际联盟，实属铸成大错。现在群情忿慨，甚为反对。欲图补救，惟有中国绝端拒绝签字之一法而已。若拒绝签字，则较诸保留为尤善，且有助于中国之国际地位甚大也”；“美国舆论及参议院对于巴黎中国代表团拒绝签署和约一事，深表赞同，情意恳挚”。因此，中国政府拒绝签字是正确的选择。

中国政府代表团最后确实这样做了，这也确实是五四运动的巨大历史功绩。很长时间以来，研究者充分肯定中国在巴黎和会的最后立场，以为五四运动唤醒了全国、全世界的注意力，“在五四运动的巨大的革命洪流下，当时军阀政府不得不被迫向帝国主义进行交涉，巴黎和会的代表陆征祥等竟不敢签字和约。这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这是中国革命走上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开始。”

学生之使命

如果一个民族中的青年学生对政治麻木不仁，对时事不事关心，那么这个民族不但难以实现现代化，恐怕也难以生存和延续。一个民族的真正希望在于青年、在于学生，因此，怎样才能唤起青年学生的觉醒，调动青年学生的积极性、创造性和爱国心，这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不高度重视的大事。

从学生方面而言，热情、好动，无不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奋发精神，这无疑都是值得永远保持的优良品质。但是，青年学生在保持自身优势的同时，也应时时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对待自身，明确自己的真正责任与历史使命，在保持高度爱国热情的前提下，确立一种现代的秩序意识。

一个民族的现代化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历程，它不仅需要持续稳定的国内秩序和和平的外部环境，而且需要民族成员有一种锲而不舍的韧性，一代一代地进行下去。青年是民族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青年的责任与历史使命不仅要爱国，而且要有真本领来建设祖国，青年要善于保存实力，要善于把力量贡献到祖国更需要的地方。诚如北京大学两任校长，且是五四运动参与者、目击者蒋梦麟、胡适所总结的那样，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从远大的观点看起来，自然是几十年来的一件大事。从这里面发生出来的好效果，自然也不少。引起学生的自动精神，是一件；引起学生对于社会国家的兴趣，是一件；引起学生作文、演说的能力，组织的能力，是三件；使学生增加团体生活的经验，是四件；引起许多学生求知识的欲望，是五件；这都是旧日的课堂生活所不能产生的。我们不能不认为学生运动的重要贡献。”

题图为《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