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在宋代士大夫中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发达的邮递体系是其摇篮

导言：

古往今来，信息的传递一直是个亘古不变的主题。古代有利用狼烟传递军情的“烽火戏诸侯”，武侠小说中我们经常看到武林盟主利用信鸽召集天下武林人士。马拉松比赛就是希腊为了纪念跑步传递喜讯而牺牲的传令兵。由于受到过去科技和自然条件的限制，人们为了传递信息费尽心思，也付出了极大的经济和时间成本。

而到了宋代书信成为人们传递信息的主要工具，特别在士大夫阶层广泛应用，从谈论朝政到诗词探究，从家族人员之间的家书到朋友幕僚之间的私书都有广泛应用。而书信的频繁往来在宋代演变形成一种“书信文化”。而这背后是有着宋代发达的邮递制度作保证，随着宋代经济的繁荣和科举制在宋代的发展，这都为邮递制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古代烽火台

书信在宋代的士大夫交往中频繁使用以及原因

1、士大夫使用书信频繁交往：

在《全宋文》、 《全宋文补编》的记载中， 有二万封书信 ，占了 《全宋文》比例的九分之一 。 一些宋人别集内书信数量也是多的惊人，比如朱熹就留有书信多达二千四百份。 苏轼、欧阳修、范仲淹、黄庭坚等文学大家都有专门的书信集，收集了大量当时写的或者收到的书信。

而书信的收发主题都是当时的士人、官员等，而非普通百姓，也是我们常说的宋代的士大夫阶层，在当时代表了宋朝的精英阶层。尽管人数不多，但是由于是宋代知识阶层的代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核心，所以他们频繁的书信往来感觉宋代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2、书信井喷式爆发的原因

宋代科举制的成熟使魏晋时期的豪门望族开始彻底败落，脱离家族庇佑的士大夫和通过科举考试新晋的士大夫阶层需要主动建立社会关系并维护其发展，以谋求仕途的发展和社会交往的需求。

同时宋代的官员制度和科举考试，使大量人们开始外出游学、考试、赴任，这样造成人们离开自己的家乡，增加了人们的空间距离，也客观上增加了人们的通信需求。

宋达邮递行业的发展，官方的递铺、民间的便人专人快递活动，以及商业大发展带来的店肆的普及和寺庙的世俗化，都为书信的传播提供了系统支持和物质基础。

宋代科举

书信文化的形成

古人曾经用木片、竹片为载体写信，竹片叫简，木片叫牍，长约一尺，尺牍实际成为了以实物为载体的书信的代名词。

从魏晋开始逐渐成为一种应用文学，在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的推动下，到了宋代开始趋向散文化，不再刻板的拘泥于格式化，宋代已经成为我国书信文学发展的一次高峰。

1、宋代形成了一整套的书信中关于称呼、寒暄、以及格式的规范书籍。流传至今的有《书叙指南》、《司马氏书仪》等

《书叙指南》专门用于介绍书信书写时的各种称谓的指导性文献。是宋代任广编撰的一本类书,从古书里摘抄词句,供书信尺牍写作之用。全书一共二十卷，每卷十节，每一节都用四字标题表达一类意思，详细介绍了各种称谓。《军兵器用》节介绍了军事相关的人员、兵器、工具以及职称等；《字画书翰》章节则规定了文艺书法方面的诸多描述，比如“形声相益曰字，著于竹帛曰书”，对文学艺术上的称谓都做了统一的规定；《天地日月》节上的日曰朱明，又曰东君；关于对天气季节的描述上春天曰苍天，夏天曰昊天，秋天是旻天，冬天曰上天；南风曰凯风，东风曰谷风，北风曰凉风，西风曰泰风……此书详细介绍从君王时政到经济文化，从皇帝官员到普通百姓，从军国大事到民众的吃喝拉撒等，囊括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基本成了书写尺牍信件等百科大词典。

《司马氏书仪》是司马光所著作的，为宋代尺度信件的书写提供了格式和规范。书中按照书信接收人的不同身份，总结了十种书信格式，对称呼、寒暄语也有着详细的规定，队上下、亲疏、长幼之间，也总结出一套格式用语的规范。另书中描述当时三幅启是宋代官场的广泛使用，第一幅为普通的启事，后两幅则是格式固定、用语统一的应酬之文。并且所采用的已经成熟的九段式书写法。

书信称谓用语以及格式规范类专业书籍的出现离不开社会的需求，而此时的士大夫频繁的书信来往为这类书的著作提供了需求的土壤，也正是士大夫的作为精英阶层需要附庸文雅，体现其高贵的社会地位，与大众阶层以区分，所以书中的把一些称谓都文雅化，也为书信往来的散文体做了词汇铺垫。这些信件书写的工具书在宋代出现也正反映了宋代书信文化的繁荣。

宋代官员形象

2、宋代习惯把书信整理成书集：

宋代由于往来书信较多，人们为了方便书信的保存和传播，开始整理成书集，比如谢逸的《溪堂师友尺牍》、杨亿的《銮坡遗札》、宋绶的《常山遗札》、毛滂的《书简》以及范仲淹的《范文正尺牍》米芾的尺牍集，文学性更强的还有苏轼、黄庭坚的二人的尺牍结集，以至于苏黄尺牍成为宋代书信文学的代名词。

大量的书信整理成书集的形式出现在宋代社会中，引起人们的广泛热爱，而书集形式也正说明书信往来不仅是作为通信方式出现在北宋社会，而是呈现出一种文化现象，得到整个士大夫阶层的模仿和学习，而书集的整理也更方便他们全面的学习这类书信文化。

请点苏黄尺牍击

3、书信不仅是一种通信工具，而成为一类文化的载体，形成了特有的书信文化。

相对于宋代诗词文化，书信文化承载的文化宽度更广，书信对当时作者的境况和心理描述更直接明了，既可以写风花雪月小桥流水，又可以柴米油盐生活里短，平俗而不失文雅。

苏轼的书信文学表现，他的书信大大扩充了原来的沟通交流功能，内容保罗与同僚商议国事，与好友品诗赏文，抒发人生抱负，讨论佛理道文，找亲朋拉拉家常，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多元的书信世界，同时书信也承载书法文化传承的作用，由于苏轼的书法在当时比较出名，所以深受喜爱，争相研究苏轼书信集。成为了宋代特有的文化现象。

苏轼画像

欧阳修的书信文学表现：欧阳修全集中保存了46件写给梅尧臣的书信，这些书信中记载了两人友谊的发展过程，也是一波三折，随着两人政治地位的拉大，梅尧臣心中不平之气越来越大，以至于对欧阳修产生不满情绪，好在二人的志趣相投，而且欧阳修人本身也比较大气，对于好友的抱怨也能够理解，最后成就一段佳话。这些书信详细记录了各个时代两人关系的发展历程，堪比一部友情关系的记录文学。

黄庭坚的书信文学表现：黄庭坚尺牍则一方面记录了点画、结字、章法等书法的写作技巧，另一方面运用诗词点染的手法记录了日常闲谈、琐碎事务。通过灵活运用古文笔法、比喻和典故等深化了文学的本质，比诗词等更具有了可读性和审美性。《致公蕴知县尺牍》《致景道十七使君帖》等都广为流传另外黄庭坚还利用家书尺牍的来完成家族内的文化传承。当时宋哲宗起用新党，复行熙丰新法，苏轼、苏辙兄弟等元祐党人先后遭到贬谪的情况下，欧阳修、苏轼等文统精神的传承面临困境，黄庭坚凭着尺牍书信的私密性，完成了转而内向的家族文化传承，而书信尺牍成为了文化传承的新方式。

宋代当时主要的士大夫都有着尺牍书信文学创作的习惯，限于篇幅我们不在一一举例，通过上述几位大家书信尺牍的分析我们得出，宋代书法、诗词等文学虽然达到历史的一个高峰，但是限于创作内容和创作形式，表达的内容和意境都比较文雅，而书信尺牍文集的出现正好弥补了诗词文学的雅俗共赏的需求，可以承载更广泛的文化需求。

同时通过书信尺牍的广泛传播，又作为诗词、书法文化的解析和技巧传承的作用存在，推动了诗词、书法文化向更广范围的士大夫阶层发展，而且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助推器的作用。

从专门为了书信写作而出版的书信规范和用语书籍到宋代社会已经广泛装订尺牍书信成集，再到书信承载的文化内涵和特有的文化使命，书信已经广泛渗透到宋代士大夫阶层的文化细胞中，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我们暂且称为宋代的书信文化。

宋代的书信的邮递体系

我们通过上面的分析得知，书信已经在士大夫阶层成为一种普遍使用的沟通交流的工具，并因为频繁使用而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但频繁的使用就必定会有一套保证书信能够方便、经济的传递渠道。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宋代的邮递体系，既包括官方设立的邮政体系—递铺系统，也包括民间的快递体系—专人、便人系统，我们统一称之为邮递体系。

1、官方设立的递铺系统：

宋代递铺制度变革：中国古代一直有传递官文和军事情报为主的驿馆系统，负责信息传递，以及出行官员的食宿等。，宋代的邮驿通信制度已发生较大变化，如递铺系统从馆驿系统中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的通信机构，在宋时官员接待与文书官物的传送是两个各自完整、相对独立的系统，分工明确又相互配合 ， 共同构成了宋时的邮政制度。急递铺从临时性的紧急文书通信组织逐渐转为常设机构等。

宋代递铺制度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保障运转：为保障宋代递铺制度的运转制定了完善的通信法律体系。涉及到邮驿通信的重要法律有《宋刑统》 、《嘉祐驿令》 、《庆元条法事类》和 《金玉新书》等。正是这些法律条例为保证递铺系统的顺利运转提供了制度保障。

比如《庆元条法事类》南宋宁宗嘉泰二年 (1 20 2年) ，谢深甫等编纂。其中有关递铺通信的 l 9条，涉及到通信职官与管理、文书传递程限及稽查惩罚、通信从业人员的缺补、通信设施的使用及养护等方面。这些法令条文，较为真实的记录了南宋中期邮驿通信的相关状况。

在宋诸多的邮驿法律中，《金玉新书》 具有独特的地位 。《金玉新书》是成书于南宋时期的专门的邮释法规 ，是两宋递铺法规的总集 ， 全文共 115条 。其中涉及通信法律的51条，赏格10 条，有关递铺组织管理制度的54条 。可以说其内容几乎涉及宋时递铺系统 设置及运行的每个环节和各相关责任人员的权责划分 。赏罚相济，刑罚设置科学而完备。

递铺制度的组织架构保障：宋代以兵卒代百姓为递夫，是其递铺制度的一大变革。宋时铺兵一般从当地招填，由厢军军士差充，是一个专业化的组织。这就从组织机构上保证了递铺制度的顺利运转。

影视剧中宋代送信人

宋代开始在制度上允许官员士人可以利用递铺递送私人信件：宋太宗时诏书“自今的亲实封家书许令附递，自余亲识只令通封附去”，自此开创了私人通过官方递铺递送私人信件的先河。这也为宋代士大夫的信件传递提供了一个官方途径。其中在欧阳修、范仲淹和苏轼的书信中都找到通过递铺传递的信件。

范仲淹铜像

私人信件在递铺传递的表现：宋代递铺制度一般分为步递、马递或者急脚递，其中步递日行200里，马递日行300里，而急脚递日行400里。而私人信件只能走步递，但是士大夫为使信件快速送到，往往通过公权私授把私人信件通过马递和急脚递传递。如《建炎以柬朝野亲记》中就记载了增加了步递的人手和财政预算，但是还是不够，而且每处递铺的私人信件都有数百。

士大夫的收发信件非常方便，有些士大夫在出行途中也能收发信件。如周大必在赶往临安时后写的《奏事录》中记载，四月在正法寺收的信件，走到五月时又连收三封，而六月又在途中寄出信件一封。

宋代士大夫出行

宋代的递铺制度变革也士大夫的书信往来提供了传递的官方途径，而且是士大夫的信件传输节省成本，方便收发，提供了信件传递的系统支持。

2、民间的便人、专人快递系统。

官方的递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宋太宗的诏令主要针对家书而言,虽允许附信其他“亲识”,但只能以“通封”投递。通封指不严格密封的书信,而且需要“在封皮上贴以内件的提要” 。因为没有“实封”的严格包装,通封的信件还容易被盗拆,则士人之间的通信内容,如对政局的议论、学术上未成熟的观点,都面临泄露的危险。

又据抄录北宋敕令格式的《金玉新书》载:“命官因步递许附书。” 由此得知附递的私信只能按步递“日行二百里” 的速度传递,遇要事则难以应急。该书又载:“诸递角不得附带他物。” 则附递无法满足送礼或递物的要求。

除上述限制外,到南宋时期的递铺系统长期管理不力,因此多有官员越过规定,将私书实封,附入速度更快的急脚递中,而这类现象最终导致“从北宋末年一直经整个南宋”,递铺传递系统“出现了严重的弛废现象”。这表现为信件的积压、盗拆和丢失。

宋官员争吵

或正因以上限制私人的信件的递送就得不到很好的保证。而这时士大夫之间书信交流的需求却越来越旺盛，一种民间的便人、专人递送方式就应运而生。

便人递送主要是士人的朋友幕僚、往返的商旅和官府的差役等。专人一般是士大夫当值的官府差役或者自己出钱安排的亲疏幕僚。由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当时主要以便人传递为主，专人传递主要辅以紧急、庄重的事件的书信。便人的主要之一是士人，即寄信人的幕僚朋友，其出行原因大致有赶考、上任、调任、求学访亲等当时宋代。

宋代官员奉旨出调

比如：吕祖谦和朱熹的书信交往中，曾有一信由潘守附送。 潘守,吕祖谦同乡,此时调任福建兴化军,在前往赴任途中可顺道送信给朱熹。另外,刘尧父在临安见到吕祖谦后,带着吕的信前往崇安,信末言“刘淳叟(按:尧父字)旧从二陆学,今释褐还乡,专往求教,敢望不倦诲诱”则刘尧父可通过附信获得引荐的机会。吕祖谦和朱熹两人的74封因便送出的书信中,士人群体为二人送出31封书信,构成了便人的主体。

商旅也是便人的另一个主要渠道，比如福建茶商途径金华回湖州，为朱熹多次捎带信件。

宋代邮递体系之所发达的背景

宋代邮递系统为书信的传递提供的保证，但在古代自然条件和物质基础不发达的情况下，特别是民间的便人专人快递体系是如果做到为士大夫频繁传递书信提供保证的？我们接下来一一分析：

1、科举制产生了新的权贵阶层士大夫，并且宋代的官员任期制度促使了士大夫的频繁出行。

科举制在宋朝发展的影响：魏晋时期的豪门望族开始衰退，而通过考试兴盛起来的寒门士族开始走上政治舞台，同时科举制的大规模在寒门学子中兴盛，而使全国各地的学子参加考试，形成了一定的人员流动性。

宋代的官员制度的影响：宋代的地方官员普遍实行一年一考，三年一任的任期制度，而且从宋太祖到宋徽宗的任期时间逐年缩短，而文官的最高级官员宰相也是频繁更换，北宋朝72位、97认宰相，其中1-3年的共有63任，占到65%，也就是说宋代的官员基本上都是三年之内就要调任或者更换。平时还有一些官员外地省亲或者求学等等，所以造成士大夫频繁的走动出行。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频繁的书信往来可以通过士大夫的传递了。

宋宰相寇准

2、宋代商旅贸易往来繁荣。

宋代的商业发达出现大量可以作为便人的商人，在宋代统治者对重农抑商的思维开始松动，出现了农商并重的思想。城市化进城在宋代已经开始，而且宋代的商品已经非常发达，酒、茶叶、瓷器、丝绸、笔墨、砚台、粮食等商品种类的繁多也是商业细化程度加大。城市化的提高必定使大量的农业人口转为商人，商品细化也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到商业中来。

而商人通过经常积累大量的个人财富，也有能力科举制参与到士大夫的行列，这时商旅人士已经与士大夫阶层开始重叠。

正是商业的发达促使产生了大量的商旅人士，而商旅人士与士大夫的重叠又为士大夫书信的传递提供了渠道。

3、 大量的店肆出现和寺庙世俗化参与到人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也为书信的传递提供了旅途基本保障。

店肆的大规模出现：商人能够在人们传递书信、 物品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与当时 社会商业的发达，提供食物、住宿的旅馆等服务业场所的增多有很大关系。从唐代开始街道上就开始出现了店肆。到了宋代尤为发达，在华北、华中、四川、江浙、福建的道路上都存在大量的店肆，并有些发展成了聚落、草市甚至上升为镇市。

店肆也在私路上大量设立。宋代开始对商品流通环节征税，而征税的关卡都设在官道上，很多商家为了避税开通了很多私路，很多店肆就设立在私路上；而大量的商业活动也促使店肆的设立为商人得出行过程提供居住和饮食服务。

宋代店肆

馆驿为便人出行提供的帮助：同时宋代达到一定品级的官员可以入住官方的驿馆，驿馆一般负责其居住，而饮食则自负。也为一定的官员提供出行的居住补充。

寺庙的世俗化为便人出行提供的帮助：当时寺庙已经开始世俗化，参与到经济生活中来，与士大夫的联系密切，开始饮酒对诗，品茶对弈，说禅论道，相互影响，很多士大夫为了山林清净和避开人事烦扰，都愿意到寺庙中居住。为了方便士大夫的造访出行，寺庙开始参与设立沐浴、住宿、种茶以及餐饮等事宜。逐渐寺庙成了人们出行的居住和饮食的选择之地。

宋代寺庙

上述大量的店肆出现、寺庙世俗化并参与到人们的经济生活之中也为传递书信的士大夫、商旅等便人专人提供了出行的生活保障，方便了他们随时出行。

结论：

宋代书信文化的繁荣，在士大夫们通信需求旺盛的基础上也得益于宋代邮递系统的完善，正是宋代邮递系统为宋代书信的大规模传递提供了支持和保障，而宋代邮递系统是一个系统工程，它的的背后是整个宋代政治、经济、文化大发展的缩影，反过来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又为邮递系统的完善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人员支持。文化的背后都是政治经济现象的体现，宋代的书信文化繁荣也不例外，宋代邮递体系承载的宋代政治经济文化大发展正是其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