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热爱的任溶溶先生

我热爱任溶溶先生，不仅是因为他的创作、译事等所做的贡献，还因为任先生的个人操守和魅力。

对任溶溶先生的了解和热爱，是与我的儿童文学专业经历联系在一起的。

没错，我说的是，热爱。

1984年，我23岁，开始了研究生阶段的儿童文学学习。那年10月，在一个幼儿文学研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时年61岁的任溶溶先生，并聆听了他在会议上的发言。许多年过去了，那么多的会议发言早已飘散在逝去的岁月和时光里，但任先生的一句话，却让我无法忘怀。在谈到儿童文学的意义和特点时，任先生两眼放光，面露陶醉之情。他用略带乡音的普通话喜滋滋地说道：“儿童文学很好玩”……

这句看似平常的话，却突然把坐在会场后排角落里的我击中了。

我的少儿时代在“文革”中度过。1977年高中毕业正赶上高考恢复，稀里糊涂考上大学。本科念的是中文专业。从迷恋文艺学美学，到大学毕业后转向儿童文学研究，关于文学的作用或功能，我被告知的一直是“文以载道”或“教育方向性”的戒律。“好玩”？我在瞬间的晕乎之后，心里的某个角落仿佛一下子被点亮了。

2003年10月，宋庆龄儿童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任先生是那一届“特殊贡献奖”的获得者。一天晚上，一群中青年作家和学者在我的房间里聊天。从走廊经过的任先生听着这屋里热闹，便走了进来。大家热情相迎，纷纷让座。任先生也回应说，我最喜欢跟年轻人聊天了，从年轻人这里我可以得到很多新的知识和启发。聊着聊着，他忽然问：“你们猜我最喜欢看哪一档电视节目？”大家都猜不着。最后，任先生自己揭晓了谜底：“我最喜欢看天气预报。”看着众人纳闷的模样，他笑眯眯地接着说道，“你们想，同一个时间，这里很冷，那里却是很热；这里下着雨，那里却是大太阳，这多有趣、多好玩啊。”

那一刻，我意识到，无怪乎任先生会一辈子与儿童文学结缘如此之深。生活中的寻常物事，在任先生那里可以变得“有趣”“好玩”；儿童文学这份职业，更是他一生痴迷、乐此不疲的一桩美差。在天性上，他无疑是最接近童年，最接近儿童文学的——他是一个天生的儿童文学家。

对于我来说，热爱任溶溶先生，不仅是因为他的创作、译事等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和儿童阅读生活所做的无与伦比的贡献，很大程度上还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任先生所表现出的一位知识分子、一个作家淡泊名利、超拔脱俗的个人操守和魅力。

记得1993年，任先生70周岁诞辰时，上海有关方面欲为他举办祝寿和庆祝活动。听闻此议的任先生谢绝并阻止了有关方面的好意。2013年，任先生获“上海文艺家终身荣誉奖”，正值他老人家90周岁寿辰，由上海市文联主办，上海市翻译家协会承办，在静安宾馆举办了“任溶溶文学翻译学术研讨会”。任先生因为年事已高未能与会。会上播放了任先生事先录制的一段视频。任先生除了致谢大家的美意之外，只说到了盼望会议早点结束，以避开交通高峰期，方便与会者顺利返家。

许多年来，任溶溶先生是我心目中真正少见的看淡浮名、有滋有味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脱俗之人。我认识的任先生清净淡定，怀着高远的文学智慧、工作乐趣和坚韧精神，一生从事着儿童文学的翻译、创作和文学编辑工作，把儿童文学“玩”成了一份快乐而崇高的志业。生活中的任先生喜爱美食、朋友和世上一切自然淳朴之物事。无论世风如何不堪，他总是那个乐天单纯的“赤子”。我曾经跟学生和朋友说起，如果这个领域有哪位师友值得我热爱，那首先就是任溶溶先生了。

2017年4月8日，春天一个晴好的日子，我去上海泰兴路任溶溶先生府上看望先生。那一天，任先生戴着氧气面罩，与我们相谈甚欢。清简素朴的小屋整洁舒适，任先生面前的书桌上摆着一本记事本，上面翻开的一面，记着当天的日记。耐不住好奇心驱使，经任先生许可，我看了一下翻开的日记内容——因为近些年常常接到任先生手书的信函，他的手迹我十分熟悉。只见上面记有“7:20起身……夜梦吃春笋，极快活”等句子。紧接着日记，是一篇任先生当天写就的题为《说广州话的“甫”》的短文。想起近些年来，不时在《文汇报》《新民晚报》《文学报》等报纸上看到任先生回忆往事、怀念故人的精短妙文，原来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告辞时，我小心地提出，想和任先生合个影。任先生爽快答应，并在儿子的帮助下，一边摘下面罩，一边仿佛是充满了孩子般的歉意说：“我已经很难看了。”

我站在任先生身后，弯下腰来，与30多年前在会议上说“儿童文学很好玩”的任先生，留下了这么多年来唯一的一张单独合影。我在心里默默地说，任先生，在我和万千小读者的心中，您永远是最好看的“任伯伯”和“任爷爷”。

亲爱的任先生，祝福您！（方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