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历史 王阳明吾当上下而求索 为圣为文两彷徨

王阳明（守仁）对于公务一丝不苟，“学为贤圣”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但是，“学为圣贤”之路又是如此的漫长而不着边际。自从在广信拜渴娄谅之后，守仁开始对宋儒的格物理论产生了兴趣，并自以为得到了学为圣贤的途径。弘治五年中举后，守仁北上京师，既准备第二年参加会试，也陪伴父亲小住。既然会试也是考经义，守仁想干脆乘此机会钻研宋儒主要是朱子的格物即体验事物的功夫，于是将朱子的著作统统找来，认真阅读。但不读还罢，越读越感到困惑。掩卷静思，竟一无所获。

这是怎么回事？守仁暗自纳闷：娄先生谈格物之理何等透彻，他的学问也是从宋儒中来，特别是从朱子中来，为何我竟然参解不透？想来想去，他突然觉得想通了，既是格物，当然应该从物中去求。朱子说得好，凡事都有其表里精髓，一草一木，皆含至理。我一天到晚在书中求，哪能悟透？正好父亲官署中种了许多竹子。种竹是从祖父开始的，后来成为王家的传统。守仁步出书房，来到院中竹林，微风阵阵，翠竹摇曳，顿感心中空灵.万物皆具神气。但一用朱子格物之论，沉思竹子之理.却又百思不得其解。想得久了，竟头晕目眩，大病了一场。连第二年的会试也落了榜。经受了这次打击，守仁对白己能否做得成圣贤开始有些怀疑。这贤圣大概要有缘分，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得。自己或受缘分所限，故想不通格物之理。做不了圣贤就不做吧，世上毕竟凡夫俗子更多。

一旦打消了做圣贤的念头，守仁觉得轻松了许多。他的悟性本来就很好，又有作文赋诗的天分，遂沉溺于辞赋之中。守仁祖父竹轩翁王伦在世时，曾和好友结成诗社，每日吟诗喝酒，说天道地，好不痛快。这情景在守仁记忆之中定格，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有祖父做榜样，守仁在第二次会试下第后回到余姚，也会同好友，在父亲曾经读过书的龙泉山寺组织了一个诗社，也是每日登高望远，吟诗作赋，竞不知世间还有“忧愁”二字。余姚有位名叫魏瀚的退休布政使，既与守仁父亲王华为莫逆之交，又是守仁祖父王伦诗社中的文友，他儿子魏朝端又和守仁同一年中举人，故而两家关系十分密切。魏瀚性格开朗，热心助人，更以才学自负。听说守仁一班年轻人也结成诗社，不禁技痒，每次聚会，必定参加，而且和年轻人一样好胜。但每次对句联诗，总是比不过守仁。魏瀚心悦诚服了：后生可畏，老夫当退避数舍。每当此时，守仁也觉得高兴。但一段时间下来，又觉得心里空虚，总不能以弄诗作文了此一生吧？原来，在他的内心深处，仍然放不下“学为圣贤”的念头。但这圣贤该如何做，却还是找不到门径。想找师友一起议论，又苦于没有知音，心中仿徨，不得安宁。弘治十二年(1499年)考中进士时，守仁已颇具才名。当时的文坛领袖虽然仍是茶陵诗派的首领大学士李东阳.但随着明初严峻政治气氛的舒缓和成化、弘治以来市民意识、市民文学的重新兴起，年轻一代文人对几十年如一日的台阁体诗文早已厌烦。在北京，以李梦阳、何景明等人为代表.在江南，以唐寅、祝允明等人为代表.对旧的文风发起了猛烈的冲击。

守仁和李梦阳、何景明、徐祯明、乔宇、边贡、汪俊等是前后科的进士.又都负才名，共同提倡读古诗、学古文，通过学古倡古，刮起了明‘扣期文学革新的咫风。但当时在文学创作的实践中进行革新的人物，在科举时往往遭到压制。守仁自己有两科失利的经历，苏州的唐寅唐伯虎更因莫名其妙的科场舞弊案被终身剥夺了终身参加科举的机会。这些看似偶然的事件，实质上却反映了新旧文学思想的冲突和斗争。正是这个偶然，明朝从事出了一位在“体制内”把事功做到极致的王阳明，又出了一位在“体制外”把文化做到极致的唐伯虎。但是，王阳明的事功在体制内，学术却在体制外，所以事功受到各方面的肯定.学术却引起极大的争议；唐伯虎的文化在体制外，但其道德底线却不失于体制内。暂时抛开了做圣人的守仁.在这一时期倒确有不少清新不俗的作品问世。

弘治九年(1496年)，守仁第二次会试失败，在发表了一番“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的高谈阔论之后，离京南下。弘治十五年(1502年)五月.守仁江北录囚事毕，返回京师，又做起了他的圣人梦。白天在刑部云南司查看案卷，晚上掌灯读五经及先秦两汉文章尤其是宋儒的发明。已是翰林院掌院学士的王华深知儿子读书不要命又极为自负的脾气，加上守仁因读书过于刻苦而大病过几次，便命仆人定时将房中灯烛熄灭。可等父亲一睡，守仁又将灯烛点亮，继续读书。但是，守仁的个性和已经养成的对事物的认识方法，决定了他与程颐、朱熹学问的格格不入.越是想理解朱子，就越是无法理解，疾火攻心，竟然得了肺病，只得告病.回余姚老家静养。但守仁白己也不曾想到，这一次告病，竟从此和朱子学说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