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才女林徽因的李庄时代 第一部：病榻上的慢时光
几年前，读了诗人翟永明的文章《林徽因在李庄》，平缓的叙述与少见的干净笔触里，其实多少透露了女诗人的“情境认同”，一种尽量克制的伤感，仍然在叙述的字里行间悄然释放，直到某个突然的尽头。后来，再读到陈岱峻先生的全景式描述，不禁对李庄产生了些许神往。毕竟，到了40岁这个年纪，本不应该将一个人与一个逗留之地强行联系起来，山川依旧，人去屋空，如此而已。但情绪并不尊崇这个法则，很多地方，不就是因为一个人的足迹，或者仅仅是一个人名就被人们铭记一生的么？
2005年春，诗人李加建应邀为李庄撰写画册《人文李庄》的文字，我作为本书的特邀编辑，前后去李庄七八次，少不了也到月亮田的“林梁故居”看看。记得一天中午从席子巷去月亮田，机耕道上有一辆拖拉机坏了，塞住了道路，我们只好弃车步行。机耕道上满是赭红色砂岩和鹅卵石，被黏土胶合，吸满了暑热，走在上面就像走在蒸笼里。偶尔有江风打过来，芦蒿摇曳，太阳在田里乱闪，水稻的气味兜头而下。见一小排农家瓦房，小学老师王荣全对我说，那就是张家大院。
我看陪同我们的王荣全老师，是土生土长的李庄人，他的嫂嫂李淑华当时就经常为营造学社提供蔬菜、瓜果等等，日子一长，油盐柴米、问药买茶，几乎成了营造学社在本地的代理人。往事从王荣全口里流出来，宜宾话的爆破音，宛如顶破石板的竹笋。
没有人进一步说明月亮田的准确含义。当地秀才左照环先生认为，是曾经有一块弯曲如月的水田而名之。它位于李庄镇子西面，依山临水，一边是缓慢而降的“柑子坡”，柑橘的灯笼在寻找月亮的踪迹，另一边是泥褐色的滚滚东去的长江水。空气中弥漫着大江的水腥味。在依山一侧，宜宾特有的修篁直插天穹，并不规整的稻田像破碎的镜子，叠光返照，构筑着一派田园景色。
上坝月亮田当然不止一个张家大院，四周散落着碉堡式的几幢民居。如今在层层稻田、蔬菜地围合下，只剩下孤立的呈L形的一小排平房。张家大院的正房基本保留了原貌，租借给营造学社侧面的两个小院没有了，那些一直摇曳在回忆录里的香樟树、芭蕉林、桂圆树也已不存，那棵桂圆树曾经绑了一根大竹竿，供营造学社的老少晨练，更为日后古建测绘作升屋上房的必会技能。值得庆幸的，是营造学社办公室和部分宿舍的建筑基本保持了原貌。在两扇新做的木门两边，连接板式的木墙；粗大的木柱间以篾条、泥巴、碎谷草、白灰泥修筑成的串夹壁，最大的一间是工作间，光线并不好，全仰仗玻璃亮瓦。里面摆放着粗糙的四方桌和长板凳，但据说只有那张靠窗的书桌才是当时的旧物。屋后有一方小天井，杂草横斜，时间的青苔将铺路的石板盖了个严严实实。
正厅左边是梁、林的卧室，地板朽坏，一走就吱嗄吱嗄叫唤，来人不得不放轻脚步，不愿惊起沉睡的尘埃。在我们来时，已经有几个游客在此徘徊流连，男人们做着悠长的深呼吸，似乎想尽力吸入空气里弥漫的氤氲。但遗憾的是，由于此屋长期被农家用来堆放浇灌农具，空气里倒是有一股宿粪的味道，这就有佛头着粪的意味了。透过窗户，并不能望见大江，也听不到江涛的低鸣。我想，这对一个心情并不好的人来说，这反而是好事。我不由得推测林徽音将“音”改为“因”的心机。“徽音”出自《诗经·大雅·思齐》“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就是说：大姒继承好遗风，多子多男王室兴。“徽音”即美誉之义。为避免与海派男作家林微音相混淆，1935年以后，林发表作品就改署“林徽因”。她的理由不大像出自一个弱女之口，说是出自一个少不更事的理想主义者恐怕更为合适：“我不怕人家把我的作品误为林微音的，只怕日后把他的作品错当成我的。”这种脾气，就像冰心写了一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讽刺林徽因，林徽因就从山西带回一坛陈年老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消受一样。韩石山在传记里感叹：“对林徽因这个人来说，改叫徽因或多或少减少了些叫徽音的韵致，假若世上真有韵致这回事的话。”（《徐志摩与陆小曼》，24页，团结出版社2004年1月版）而着眼于林的心性，韵致早已吹气如兰，挥之不去，即使名字少些韵致，但韵致又哪里是一字之易就更增删的呢？不过，这“因”字偶然被林拈起，倒是暗合了因字的本义，就是“茵”的本字，指坐垫，车垫，像人在车席子上，当然了，理解为芳草茵茵、气息氤氲也可。改名已经十年，十年足以抵百年尘梦，在李庄的岁月里，林徽因陷入了潮湿、闷热、音讯阻断的境地。“太太的客厅”“金童玉女”之类，已经随山坡上的岚烟消散。月亮田，并没有因为丽人的到来而南山悠然。
营造学社入住李庄后的第一个考察目标，便是川南的僰人悬棺。距李庄约二百多里的兴文县曹营乡的苏麻湾和珙县麻塘坝，是僰人悬棺的集中区。1941年春，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陈明达一行来到曹营乡的苏麻湾，斧削般的陡崖上，不是有大鹰盘旋，蔚为壮观。学者们为悬棺之迷展开了各种推测，林徽因说，这些谜还是留给后人去解开吧。其实，无法经历的事，对陌生者就是“谜”。1942年，林徽因在大足石刻考察中偶感风寒，回李庄后肺病加剧，一躺，竟然就是4年。
林梁偶尔心情好，会出去散步。在田埂上散步。尽管西装不再挺括，但梁仍然保持绅士风度，因为他挎着当地十分罕见的相机。开始阶段，林一直穿素色旗袍，松挽头发，江风迎面一吹，站在秧田里的农民就直起腰杆，看这流动的风景。由于口音关系，当地人不明白他们的问询，只好憨厚地笑。他们大度地点头致意。一般来说，他们不会走太远，这主要是林的身体。肺病，这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著名病症，几乎成为了一种“文化病”。当然，这倒不是说穷人就与此无缘。但当地人很清楚，在封闭的穷乡僻壤，得肺病的人的确甚少，而文化人的每一声咳嗽，总会在古典的海棠前，增添一丝触目的血痕。郁达夫甚至在《沉沦》里予以了美学化的比兴：“他想把午前的风景比作患肺病的纯洁的处女，午后的风景比作成熟期以后的嫁过人的丰肥的妇人。”就不用说36岁即逝世的刘师培了，后来的高君宇、瞿秋白、鲁迅、萧红、郁达夫、柔石，连徐志摩早期慕渴的圣女——英国小说家曼殊斐儿（现在译作曼斯斐尔德）35岁就死于肺病。徐志摩只见过曼殊斐儿20分钟，他称之为“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曼氏之死一度让诗人痛心疾首。如今，他挚爱过的林徽因再次置身于肺病的麾下，真不知是否是天意的作弄。
不过，我倒是有一个私下观点，如《养生箴言》所言：“肺病者宜逃名，名人每多言，言多则损肺气”，如果是这样的话，结合上文，那真是成了繁复的巧合。但不幸的是，事情并没有因沉默而停止。在这期间，李济先生一双如花似玉的女儿在李庄先后夭折；中研院社会学所所长陶孟和先生的夫人一代名媛、翻译家沈性仁也在李庄香消玉殒，皆因于肺结核。
李庄没有西医，农民吃点中药就可以长寿，死乃天意。人们不大谈论这些。但梁思成必须履行学者丈夫的责任。他学会了注射，多次向老友们求助，甚至自己去宜宾设法。最后，把伴随他二十多年的派克金笔和从纽约州北部的学府之城綺色佳（Ithaca）购得的手表（估计这是他们去美国度蜜月的纪念）也送进当铺。梁思成拎回两尾草鱼，林徽音不解，梁思成幽默地说：“把这派克清炖了吧，这块金表拿来红烧。”这是真正地黑色幽默！这两样东西，是一个文化人的最后标志了，他彻底付出了，他已经到了绝境。
为减轻压力，梁思成借去成都办事的机会，弄到了一些西红柿种子，委托博物院筹备处李济带回李庄，请人在家门前田边种植起来。在此之前，李庄人并不知道西红柿为何物，看着这些肥硕的红果，农民们一尝，更是受不了那股奇怪的味道。听说林徽因为此笑个不停，她偶尔到番茄地看看。移栽到陌生之地，就能扎根而结果，人却远没有这种适应性。刚摘过果实的番茄秧，就要枯死了，来年它还会有红透季节的运气么？
林徽因缠绵病榻，不停地咳，持续，而尽力克制。声音被农民听到，五脏六腑仿佛要全部一涌而出。他们听着嘶哑的声音总觉得有些陌生。梁太太怎么了？得了这种病，唉……
无法得知林徽因当时的思想，但我敢说，那些风华与韵致，那些微笑与理想，那些萦绕在西山、英伦的缱绻，简直不可能被回忆。一回忆就会让人血流不止。从现在保留下来的很少一些在李庄时期的照片来看，林的陡然衰老，未必仅仅是病的原因。而且从此之后，林徽因再也没有复原。这就像一个人，不得不去一个陌生之地，身体去了，但令他牵肠挂肚的东西却在另外之所，他必须具备让灵魂往返于长途奔波的马拉松技术。一个人已经名满江湖，固然可以厌倦名声，一个人情有所属，固然可以古井不波，但那些从窗口飘荡而来的汽笛和云影，大概不会让一个诗人心如死灰吧。举个例子，我们知道徐志摩飞机失事后，林徽因收藏了一块在失事地找到的飞机残片（一说是座位上的木板）。她从来没有在李庄出示过，但显然是带到了李庄的。在5年时间里，难道从来就没有触摸到这金属的锋口么？
徐志摩前妻张幼仪很反感陆小曼，也不得不承认陆小曼很美，是个天生的美人胚子。但性情直率的张幼仪还说了一句很富哲理的话：林徽因是“一位思想更复杂、长相更漂亮、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这句话花下藏刺，棉里裹铁。反过来看，我们看不到一句林对她们的评价。也许，这些牙根儿就跟自己无关。可是，既然已经无意闯进了一个牌局，渴望独善而退，只怕是不容易的。
病到深处，时光就慢下来，往事在蒸发，由清晰而渐次模糊，就像远去行的背影终于融化到夜色。剩给自己的，就是一片菜油灯聚拢的安详。油灯只能照亮它自己，但暗示了周遭黑暗的广阔。在每一次灯花的爆裂中，椭圆的灯火顶起了黑暗。那些从缪斯丝质长袍上飘落的碎光，如今，开始被一盏菜油灯置换。灯下，已经没有了烛影摇红、撒豆成兵的幻梦，只有一件事情很明确，在最不需要感情左右的古建筑世界，让剩下的光得以延续或扎根。是的，就是延续。
在李庄一共出版了两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即第七卷第一、二期，印数极少，保存至今的已经成为极品。梁思成在抗战期间的学术研究成果，大部分都登在这两期刊物上。病床上的林徽因承担了出版刊物的工作，其中一期就由她编辑。李庄只有一处印土特产标签的石印作坊，由于纸张缺乏，他们便自己绘图、刻写、编排。最麻烦的在于要把照片内容用药水绘在纸上。成品纸是马粪纸，然后进行石印，从折页子、修切、打孔、穿线到裱装封面都要自己动手完成。这其中凝聚了学社同仁们无数的才智和心血，甚至还包括林徽因母亲的功绩。以简陋的石印出版的这两期堪称精美的高质量汇刊，受到国内外同行的持久赞誉。我看过几幅翻拍自哈佛大学馆藏的《汇刊》照片，在林徽因编辑的一期里，目录页刊印有勘误表，足以见证其孜孜以求精神。正文均为铁笔刻写，其中有一部分是出自林徽因的手笔。所谓字如其人，真是毫厘不爽。
更费心血的，自然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对《中国建筑史》和英文《图像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和写作。我无法想像的是，在这间简陋的住房里，要在书案上、病榻前堆积起浩繁的史籍和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数据、大量的文字记录，然后进行分类、编排、归总、撰写。他们有一台1928年出厂的打字机，由于缺乏打字机的色带，所以总是打不出颜色，就用墨汁加上煤油，自己试制色带的墨汁，然后再涂上色带。也许，林徽因来讲，从疾病的辗转而俯身于这毫无飞扬的纸上建筑，她，难道就没有一丝遗憾？时间在流逝，书稿在增加，而疾病也爬上了眉梢。林徽因在承担该书全部的校阅和补充工作之外，撰写了书中第七章五代、宋、辽、金部分。1944年，《中国建筑史》终于杀青，结束了没有中国人书写的中国建筑史的缺憾，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土建筑艺术的偏见。限于当时的条件，只用钢板和蜡纸刻印了几十份。而《图像中国建筑史》的正式出版，则已是距完稿整整40年以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