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侃梁启超生平逸事 任公才情令人钦佩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

梁任公乃我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他还集政治活动家、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于一身！

梁启超12岁便中秀才，17岁中举，被誉为“岭南奇才”。

梁启超自幼反应敏捷，记忆力强，聪悟超群，四、五岁就读完四书、《诗经》，九岁时便能做千言文章，十二岁便中秀才，成为当时年龄最小的秀才，他的老师周惺吾感叹道:“我教不了他了！”

梁启超少时跟祖父一起睡，每天晚上祖父教他一段《楚辞》，第二天他便能背诵出来，几天下来便能全篇背诵。多年后，他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做演讲时，还能一字不落地背诵《楚辞》。

十岁那年，他随父亲到秀才李兆镜家中做客，看见人家院子里的杏花开得极好，他偷偷折了一支藏在袖子里。他父亲看到了，当场没有点破，只是在开席前故意出对联考他，说如果对不出来就不准入座，只能给在座的长辈斟茶倒水。

他父亲出的上联是:“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梁启超不慌不忙，随口便对:“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此联一出，满堂喝彩。

主人李兆镜也乘兴再出一上联考他:“推车出小陌”。梁启超照样不暇思索应对:“策马入长安。”又赢得一片赞许！

有一次少年梁启超到书铺购书，他看中了一本书，拿去跟店主议价，可是店主始终不肯减价。梁启超说:“这本书我买不买不打紧，反正我已经看完了，也能从头到尾背出来了。”

店主看他年纪小小的，以为他在吹牛，就随便翻开一页指着书说，你若能背出来，我就把这本书送给你。结果梁启超真的一字不落地把那页书背诵出来了，店主惊叹之余，只好遵守承诺把书送给他。

1885年，年仅十二岁的梁启超，以“童子秀才”身份进入著名的学海堂书院继续求学。令人惊叹的是，梁启超在学海堂“四季大考皆第一”，这个成绩放在学海堂历史上，只有江南才子文廷式能与他比肩。

1889年，年仅十七岁的梁启超赴广州参加乡试，中举人，名列第八，成为当时年龄最小的举人。

主考官李端棻认为梁启超“终非池中物，飞黄腾达，直指顾间事。”，于是请副主考王仁堪做媒，摒弃门弟之见，把自己的堂妹李蕙仙许配给“寒士”梁启超为妻。有意思的是，当时王仁堪也有许婚之意，因见李端棻先开口，只好作罢。

（据梁启勋《曼殊室戊辰笔记》记载：“光结十五年己丑，十七岁，举于乡，榜列八名。当时典试之正座乃贵州李园，副座乃福建王可庄。榜发，李请王做媒，以妹字伯兄。同时王亦怀此意，盖王有一女公子正待字也。但李先发言，乃相视而笑。”）

梁启超的才华，按说中进士应该不成问题，可惜1895年梁启超参加会试未中。在那次会试中，梁启超被“抑而不录”，梁卷末端录有当时副主考李文田写的批语:“还君明珠双泪垂。”

传闻当时李文田击节叹赏梁卷，可惜其手中的录取名额已满，只有主考官徐桐尚有录取名额，但徐不喜梁文，以为梁卷乃康有为之卷，又嫌李袒庇同省同乡，故不予录取。

后来戊戌变法初期，梁启超名动京城，光绪帝召见他，有意提拔他作文学侍从。可惜面圣时，因梁不谙官话，彼此沟通不畅，让光绪帝大为扫兴，最后仅赏了个六品官衔，再次失意仕途！

梁启超之一生，虽只活了五十余岁，但是却留下1400万字各种著述，影响了一代人。观其同时代或稍晚的学界大咖们对他的评价，便知梁氏在当时的影响力有多大了！

梁漱溟在《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中这样评价梁启超的一生:

“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幾道、章太炎、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振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

并非梁漱溟有意抬高同姓名士身价，吴宓也说:“梁先生为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响最大之人物。”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这样评价梁启超:“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我们在那个年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

郭沫若对梁启超也同样赞誉极高，他说:“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梁启超曾在给长女的信中记录了他1912年10月从日本流亡回国，他在京城逗留十二天所受的欢迎盛况:“此十二日间，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各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之拱北辰。”

“都人士之欢迎，几于举国若狂………吾除总统处，概不先施，国务员至赵总理以下至各总长，皆已至，吾亦只能以二十分谈话为约，得罪人甚多，然亦无办法也。每日必有演说，在民主党演说时，喉几为哑。”

平实地讲，梁启超的各种著述，若是以影响力大小论，最为时人称道的是他政论、社评文章，令人读来荡气回肠，淋漓尽致！

用陈书良的话来形容就是:“他一生著述一千四百万字，融汇中西，出入经史，显示了‘百科全书’的气派。他的文章，挟雷生电，恣肆汪洋，……”

下面摘录一段梁启超1905年写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一文的开篇文字给大伙品鉴:

“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

这段文字读起来节奏感强劲，简短急促，寥寥百十字就把俄国革命的情形，犹如被置于电影镜头下一般，生动、鲜活，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热血喷张。

他的学生吴其昌这样评价恩师:“杂以俚语的新文体（报章体），才使得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文体的改革是梁启超最伟大的功绩”。

梁启超创立的“新文体”，特意用俗语写作，一扫古板僵化的文言之风，文笔生动，雅俗共赏，“笔锋常带感情”，很快就蔚然成风，流行开来，学界认为此举为后来的白话文运动奠定了基础。

梁启超的文笔刀功超凡脱俗，并非偶然，纵观其成长历程，放在今天也是妥妥的“神童”、“天纵之才”。

据梁启超的同学卢湘父回忆，梁启超在学海堂求学期间，考试经常选择其他同学不敢去的应元书院（一般须举人资格）、菊坡书院（出题多为经史词章）应试。

在应试期间，同学们埋头伏案、夜以继日苦答，梁启超则“游行自在，行所无事，至更深人静，则展笔疾书，并不起草，写毕而卷已完”。

梁启超行文不打草稿，一蹴而就的本事并非夸大。他任《时务报》主笔时，便有“麻将桌上写社论”的传闻。说是在每天夜里，梁启超在牌局上，口中一边吆喝着“八万”、“九条”，一边口述写社论，由报馆专人记录，第二天就可以刊登在报上了。

有人请他做讲演，时间快到了，他照样打牌，和他一起打牌的人都替他着急，催他赶紧起身打草稿了，他却一点也不着急，笑着说:“予正利用博戏时间，起腹稿耳。”

坊间传说，梁启超那篇著名的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就是在他下了麻将桌后，直接前往附近的一家邮局发电报当场口述而成。当时他站在邮局外边口述，发电员在里面打，历时数小时，全文一共9000余字，无一字删改。

梁启超才华横溢，但是也有人从学术角度逅病其学博而不精，梁启超自己也认可。有一次刘海粟问梁启超:“你为什么知道的东西那样多？”梁启超却回答他说:“这不是什么长处，你不要羡慕。我有两句诗:吾辈病爱博，用是浅且芜。一个渔人同时撒一百张网，不可能捕到大鱼。治学要深厚。……”

逝世前，梁启超在病床上时常痛悔流泪，怪自己一生没有好好做学问，以致没有可传世的篇章。

蓝文徵曾说:“当任公先生因病入院，自知不起时，每当朋友或学生去看他，总是深切痛悔，一生没有好好地做学问，以致没有一两篇可以传世的文章；常因此躺在病床上流泪。他的老友林宰平先生为了安慰他，特别作了一番准备后，向他郑重指出，他哪些文章，哪一部书，在学术哪一方面有贡献，必能传世无疑；任公先生听后，心地比较平静下来，也可以说，是在比较平静中死去。”

胡适在其日记中记有一段评价梁启超的话，个人觉得颇为中肯:“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系统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近几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传世不朽者何在，颇难指明一篇一书。……”

梁启超先生在学术贡献方面，诚如陈明远评价那样:

“梁启超的特长，就是以惊人的记忆力、敏锐的理解力，能够详尽占有资料并且从中迅速地整理出一个头绪来，井井有条、条条有理。但他的缺陷随之而生，就是不够深刻、难以发掘深层的本质；跟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诸大师相比，梁启超‘深入’不足，而‘浅出’有余。”

统而论之，梁启超先生之一生，虽在学术精深方面的贡献不如同时代的那几位顶级大师，但是他在政治文化史上以及对国人思想的影响方面，则比其他大师大得多，值得我辈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