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背后——陈忠实：如果发表不了 我就去养鸡！

陕西人艺《白鹿原》从地方逆袭到北京，一路获赞连连，被誉为文学巨制搬上舞台最成功的经典大戏，成为掀起全民热议全民参与浪潮的开篇巨著。近日，《白鹿原》再次来到北京上演。陕西人艺版由胡宗琪执导,这个版本的主要特点是全部选用陕西本土演员，被称为“陈忠实最满意的改编版本”！

1988年的清明节前后，我开笔写《白鹿原》（下简称为《白》书》）的草稿。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已无法回忆是怎样完成这部小说的构思和结构的。有一点可以确信，即使在二十年前开笔写第一行字的时候，也很难说清那些情节那些场景是在什么时间构思出来的。

我唯一挑剔到苛刻的写作条件

我曾经要给几个主要人物列一个提纲，结果是只给白嘉轩写了一页半的文字就感到属于多此一举，就没有耐心再写下去，我随之只列了一个人物名单、人物的谱系、人物的社会关系和族亲关系。尔后来实际写作的过程，一次也没有翻阅过，证明也纯属多此一举，人物的这些关系网络和他们之间的恩怨纠葛，乃至生死遭际，早在两年半的反反复复酝酿和判断的过程中就烂熟于心了。

我确定先写草稿。这是第一次长篇小说的写作，强烈的创作欲望、表述欲望和初试的畏怯并存，作为试笔的草稿就成为解决畏怯的最好途径。我甚至做了退一步的考虑，不致使自己在开笔时有畏怯的压力，便把草稿的定义再下降一档，叫做“草拟”，以便为自己松绑，让思维和想象自由起来。

这样，我就在很松弛也很兴奋的情绪里，打开一个大十六开的硬皮笔记本，写下开篇第一句话：

“锅锅儿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

锅锅儿是白嘉轩的绰号，是他被已沦为土匪的黑娃的弟兄拦腰一击打断腰杆之后的体形，挺得很直很硬的腰佝偻下去，俗称罗锅儿、背锅儿或锅锅儿。大约写过几章之后又觉得不妥，这个绰号未交代形成的特殊因由，会造成阅读的烦恼，于是便决定以白嘉轩的本色姓名亮相，把这个绰号涂掉了。

我向来不注重也不讲究写作的条件和环境，只要一张可以铺开稿纸的桌子就行了；唯其挑剔到苛刻的一个条件，就是在我进入写作时，我所在的那个空间不能再有一个别人。我以玩笑解释说，在我写作着的屋子里，要是坐着或站着一个熟悉或陌生的人，正在写作的小说里的人物就会吓得逃离而去，不敢走进前来，我的笔头就抡空了。

我坐在长沙发左首，一只胳膊托在扶手上，左手控制着笔记本，就顺着纸页上印制的暗格写下去，心里竟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沉静。

田小娥的突然出现

在《白》书尚无任何人物和情节构想的情境下，田小娥这个人物便冒出来了。

▲电影版《白鹿原》剧照

这个人物的故事尚无影踪，田小娥的名字也没有设定，但她就在这一瞬跃现在我的心里。我随之想到我在民间听到的不少荡妇淫女的故事和笑话，虽然上不了县志，却以民间传播的形式跟县志上列排的榜样对抗着……这个后来被我取名“田小娥”的人物，竟然是这样完全始料不及地萌生了。

▲法语版《白鹿原》海报

在彰显封建道德的无以数计的女性榜样的名册里，我首先感到的是最基本的作为女人本性所受到的摧残，便产生了一个纯粹出于人性本能的抗争者叛逆者的人物。一个没有任何机遇和可能接受新的思想启迪，纯粹出于人的生理本能和人性的合理性要求，盲目地也是自发地反叛旧礼制的女人。尽管当时还不可能有任何情节和故事，这个女人却出现了。

同样让我可以说意料不到的是，随着一个个人物的出现，关于性的命题突显出来了。

在我小说写作的初始几年，似乎不由自主地以男性为主要写作对象，尤其是那些乡村各色老汉的生活故事和他们的个性。在我生活的这个不大也不小的文学圈子里，甚至形成某种普遍印象，说我这个业余作者写乡村老汉比较拿手。

在《白鹿原》两年的构思过程中，爱和性是我一直反复嚼磨着的几个自以为重要的大命题之一。然而，哪个人物必须涉及性描写，分寸如何把握，却一直是我纠缠着的问题，又无法请教任何人。这在我是很切实的矛盾，既要撕开写性，又担心给读者留下色情的阅读印象，确实感觉到甚为严峻的挑战。

我给自己的定位比较清醒，不把性描写作为吊某些读者胃口的诱饵。在这部小说写作的四年时间里，我给自己写过两张提示性的小纸条：一张就是关于性描写的三句话十个字“不回避，撕开写，不做诱饵”，贴在小日历板上，时时警惕走神。

《白鹿原》发表不了，我就去养鸡

临近《白》书完成时，又出了点意外干扰，一位喜欢写作的本区乡党，为一家发行很大的本地晚报写了一篇文章，内容是说我写完了《白》书。我看到报纸上的这篇文章时，几乎噎得喘不过气来。经过几天调整，自己安慰自己，好在《白》已接近完稿，漏一点气已无碍大局，待噎住的气平喘之后，重新坐下来面对稿纸。

准确无误地记得一件事，1991年农历腊月，在城中照顾母亲的妻子最后一次来原上给我送补给品——擀好的面条和蒸熟的馍回来，临走送她出小院时，我说，你不用再送了，这些面条和馍吃完，就写完了。妻子突然停住脚问，要是发表不了咋办?我几乎没有任何迟疑地说，我就去养鸡。妻子转身出门进城去了。

我说养鸡不全是调侃。《白》写到最后接近完成的这个冬天，我自然不会不考虑出版的可能性。当专业作家已经整整十年，且已挂上在习惯里被看做老年年龄区段的五十岁，写出的长篇小说出版不了，我就考虑实行自我调整，以养鸡为专业或者说主业，把写作的爱好重新摆置到业余的位置。有了当养鸡专业户的打算做退路，完成《白》的最后两章的写作心态就更为沉静了。

我眼前分明看见鹿子霖僵硬的尸体

写完《白鹿原》书稿的最后一行文字并画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的时间，是农历1991年腊月二十五日的下午。那是一个难忘到有点刻骨铭心意味的冬天的下午。在我画完最后一个标点符号——省略号的六个圆点的时候，两只眼睛突然发生一片黑暗，脑子里一片空白，陷入一种无知觉状态。我坐在小竹凳上一动也不能动，是挺着脖颈木然呆坐，或是趴在摊开着稿纸的小圆桌上，已经无记。

我背靠沙发闭着眼睛，似乎有泪水沁出。在我刚刚感到力量恢复的时候，首先产生的是抽烟的本能欲望。我点燃了雪茄，当是我抽得最香也最过瘾的一口烟。眼前的小圆桌上还摊开着刚刚写成的最后一页手稿纸，似乎还不敢完全相信，这个长篇小说真的就这么写完了!

在我点着雪茄的时候，眼前分明横摆着鹿子霖冻死在柴火房里的僵硬的尸体。这是我刚刚写下的最后一行文字：“天明时，他的女人鹿贺氏才发现他已经僵硬，刚穿上身的棉裤里屎尿结成黄蜡蜡的冰块……”这个被我不遗余力刻画其坏的《白鹿原》里的坏男人，以这样的死亡方式了结其一生。

我睡了一个自来醒的好觉。我骑自行车赶到远郊公共汽车站始发站，乘车进城，这是许多年来别无选择的一条轻到不能再轻熟到不能再熟的轻车熟路了。敲开屋门。开门的是妻子。我说：“完了。”连“写”字都省略了。她也平淡地回了一句：“完了就好。”

我在平静下来之后对妻子说，“可以不去养鸡了”。

除了我的妻子，我再没有告诉谁《白》完成的事。这是一个轻松欢畅的春节。我帮夫人洗肉淘菜。我和孩子守在案边，等待不及抓到新年蒸熟的第一锅大肉葱花包子。我和孩子一起在新修的门楼两边贴上对联。对联由我拟成并用毛笔写了，隐约有白鹿的意蕴，却没有具体的写作方面的指向，只有我心里清楚其韵味。天上的星星尚未完全隐去，1989年的春节的第一缕晨光还未撒出，我的孩子却先我醒来，催我和他一同去放炮。

喜欢了大半生文学创作，如果到死时没有一本可以垫棺作枕的书，我不敢想象离开这个世界时会是几重悲哀；自然，如果自己可以垫着枕着平心静气地告别人世，那么这本书理应不会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