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一名69届初中生报考理工科的高考经历

1969年我去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在乌兰布和沙漠待了7年。我1976年才从兵团办理“困退”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我分配到了一个令人羡慕的工作单位——北京电影制片厂。尽管我的工作是车工，和艺术不沾边，但是我们每天可以看见演员，可以到摄影场地去看拍戏，每星期每人还发四张票可以在北影厂礼堂看电影。最关键的我们还能经常看到参考片，那多是社会上看不到的西方电影，它仅限于一个新的电影摄制组成立时，经上级批准在厂里内部放映的影片，用于艺术参考，所以叫做参考片。

我好不容易从兵团回到北京，又到了这么个好单位，本想着可以喘口气歇一歇了。没想到1977年恢复高考了，这又激起了我想上大学的念头。当然，不是我一个人有这个念头，身边不少兵团回来的人都有上大学这个念头。但是我的念头和他们又有些不一样，他们都是要报考文科，我呢，却想报理工科，说文化革命十年了，你看搞成什么样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要科学救国，所以，我要报理工科。报哪个学校呢？我说，想报大连海运学院，我想着当海员能够周游世界，到处看看。现在每天从家里到厂里，骑车30分钟，这才有多大的生活半径呀，我想着我的生活半径就应该就是地球的半径！

俗话说，无知者无畏。几个月突击功课以后，到了12月10日高考那一天，我信心满满地去北京123中学考试了。

等考完了，知道考砸了，这才知道我是啥啥都不会！

就说化学吧，1977年北京高考化学试题中有一道题：“画出核电荷数为17和20两元素的原子结构简图”，原子结构图的核外电子一个我画了17个小黑点，另一个我画了20个小黑点。当时我就不知道应该写一个阿拉伯数字就表示了。我用的那本教材是形象表达，在原子核外画一个圆，上面点两个黑点，表示核外电子数2。我就以为这是正确的表达方式，这可真闹笑话了，核外电子几十个，要点多少黑点啊？幸亏当年的考题没让写“镭”什么的，那核外电子数有80多个吧，得画多少小黑点啊，还不把老师都得数晕了！

录取通知书下发的那天，我是名落孙山。当晚我一个人拎着冰鞋就去什刹海滑冰去了。

宣泄完了，我还得回到现实，这次考砸了，下面怎么走呢？

考，还要接着考，还是接着考理工科，我是横下一条心了。

有了1977年高考的教训，我知道了很多东西。首先要有一本好教材，别在原子核外画小黑点了。1977年那时候，教材很缺，哪哪都买不到教材，流传的手抄试题对我来说基本没有什么用，没有试题答案的书，也不适合我。我基本完全是自学，题目做的对不对，要看答案。没有答案，不知道对错，那就是做了白做。有一次我在西单新华书店买到一本测绘出版社编的《初等数学》，试题在后面都有答案，让我欣喜若狂。

我还对自己模拟考试，我找来文革前的高考试题，让自己在规定时间内一次做完，不许改，然后看答案，看自己能做对多少。

自学也不是什么时候自己都能搞懂的，遇到自己搞不懂的问题，我就去问北航的老师。那时，北京航空学院在北影特技车间帮助我们搞灯光自动化，有一批老师经常在那里。

我们车间主任辛师傅是1947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也支持我学习考大学，只要是去学习、听课，主任总是放我走。

外部条件很宽松，可是没有多久，我自己这边却出了问题。经常睡不着觉，头晕耳鸣，是神经衰弱了吧。于是，我就到厂里拿了一个三联单去积水潭医院看病去了。其实这也不算病，主要是因为精神压力太大了。针对我的情况，针灸科的陆续华大夫说：我一边给你扎针，一边再给你开一些药吃。就这样我是一边扎针吃药，一边坚持自学补课，直到高考。

就在我们复习功课进入到最紧张的时候，1978年夏天世界杯在阿根廷开赛了。室外是一片欢腾，电视转播的声音总是传进宿舍诱惑着我们。一同复习的伙伴说：放松一下，去看一场球赛吧，看看肯佩斯的风采。这时，我就想，不能去，我要温功课呢，等我考上大学，去阿根廷都有可能。

等到1978年7月20日高考了，我不像1977年那般自信了。早上在北影食堂吃了早饭，骑车就去173中学考点了。临进考场前，还拿出政治要点看两段。

第一天政治考完，我觉着考的还可以，中午在北影休息一下，下午接着考物理。这下可真遇到麻烦了，电磁感应的第七题（20分）不会做，这题好像没见过，总觉着缺一个条件，就是找不出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直到交卷的铃声响了，这道题我还是没有做出来。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走出的考场，当时真是沮丧透了！

晚上回到家，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过去的事情就放下不想了，想也没用，还是准备明天上午的数学，做最好的努力吧。

7月21日上午是考数学，印象深的是遇上了等差数列的一道题，我以前见过，于是很从容地做下来，整个卷子也很从容地就做完了。自己的信心又拾回来了。

下午是化学，这回也还行吧。

第三天是语文和外语。外语不计如总成绩。我算算，除了物理之外，其余四科都做出来了。能做对多少，不知道。

我觉着自己给自己找了一条艰辛的路，在北影待着不是挺好的嘛，还折腾什么？去谈谈恋爱，去看看世界杯转播，去看看电影，不上大学也是一种生活。

我觉得人生走什么路，很大程度上是性格使然。

对别人不是事儿的事儿，到我这里就又是事儿了。

高考还要检查身体，我心理素质不好，一遇大事心就“砰砰”地跳。就像高考卷子没发下来时，心就紧张的跳个不停，卷子发下来了，心也就平静了。可是体检不行啊，心脏这么“怦怦”一跳，事情就麻烦了，血压肯定上去了！

我们是在海淀师范学校体检，就在人大附中北边的胡同里。我去了就有点儿紧张，你想，费了半天劲，要是体检不合格刷下来不就完蛋了，越想越害怕，越害怕心越跳。果不其然，那个女医生量完血压就让我先休息一下，过一会儿再来重新测。我知道事情坏了，肯定血压上去了。于是我赶紧跑到洗手间，拧开水龙头“咕噜咕噜”喝了一肚子凉水，据说喝凉水能降血压，所以我就拼命喝，能管多少用呢？不知道，“降压灵”我今天已经吃了两片了。

重新量血压，心脏又“砰砰”地跳起来。我知道这事坏了，虽然年轻的女医生带着口罩，我也从她的眼神中看到出了问题。她轻声地问我：“你报哪个大学了？”我说：“大连海运学院。”“噢”，她应了一声，拿过一个油印的本子翻了起来，然后她的手指停住了，我猜想那是大连海运学院的体检要求。

女医生拿笔填写了测量血压，然后对我说：“没事，挺好的。”

当时，我感动的不得了，虽然她带着口罩，我觉得这是我见过最漂亮的的女医生！

再后来，有高人指点，说我吃错药了。就我这情况，体检不应该吃降压药，吃点儿镇静药就行了。

录取通知书没有下来之前，我不敢妄猜结果。我没有老师可以核对一下考试答案；我周围有考试的伙伴，又都是考文科的，像我这种生活经历考理工科的，还真是少有。

我知道今天是发录取通知书的日子，早上上班有活，我就把车床开起来。

车间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办事员和辛师傅都不在，电话没人接，铃声就响着，很固执地一直在响。我关了车床，跑进办公室拿起电话，电话里说：“是修配车间吧，叫陈大强到人事科来一趟。”

我一听是心花怒放。

在人事科，我看到了我的高考成绩单，那一年，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是350分，我考了360分。成绩最好的是化学，考了94分，成绩最差的物理考了46分，数学处在中间，考了76分。

1977年和1978年两年的高校准考证我一直保留着，后来在“改革开放20年”征集文物时，寄给了国家博物馆，刊登在《人民画报》1999年第二期上。

我的大学——大连海运学院

1978年，我考入大连海运学院轮机系，分在轮机管理专业787班。

那年，我25岁，在班里算最大的。同宿舍的李新和朱荣刚刚高中毕业，只有16岁。在轮机78级，我还不算最大的。同年级，还有老高中学历的，将近30岁了。

那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条件都不是太好，但是，我们并不在意。能上大学，已经实属不易了，大家都是一门心思好好读书。

在海运学院，英语是一门主课。教我们英语的杨美楣老师出差了，从开学一直由别的老师代课。几个星期下来，英语测验，我们班的成绩在系里是最后一名，真是脸上无光。我们学的《基础英语》是杨老师主编的，所以，我们盼着杨老师赶紧回来。

和杨美楣老师的合影

杨老师回来了，早上的第一节课就是英语。

一大早，我们326宿舍的同学就来到教室，端盆打水、扫地、擦黑板，把教室打扫一个干净。

上课了，杨老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一划，怎么，一点粉笔的痕迹也没有。再划一下，还是没有。这就怪了，学校还有写不上字的黑板？这黑板昨天还是好好的呢。杨老师仔细看看黑板，笑了，说：“你们早上擦黑板了？”我们说是。“来两个同学吧，跟我来一趟。”说着杨老师走出教室。

不一会儿，两个同学抬着一块黑板进来，架在讲台前面。杨老师说：“黑板写不上字，因为上面结冰了。”

我们这才想起，早上我们是用湿毛巾擦的玻璃黑板。教室里暖气不热，窗户还有破玻璃，我们都是穿着棉大衣在上课。我们就是没有想到，教室的温度已经低于零度了。

即使是这样的学习环境，也没有影响我们的学习热情。英文，我们学的是-I study for the revolution (我为革命而学习)。我们却戏说-I study for the teacher(我为老师而学习)。你想，杨老师那会儿就是副教授了，副教授从头教我们ABC，我们能不好好学吗？

第一学期结束，全校78级英语考试，我们轮机787班，成绩第一。

69届的初中生考大学，一般都是报文科。像我这样报工科的，极少。

刚进大学时，学习压力很大。一次数学测验，十道题，我只答对了四道。老师给我这个学习委员留了面子，打了4-。我根本就没有见过这么多样的习题，怎么办？想想，每天第一节课后的十分钟就多了一件事，跑学校图书馆，借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那时候，这书在北京都不好买，学校图书馆也只有三本，去晚了就没了，要拼命跑去。借了书再赶快跑回来，别耽误了第二节课。图书馆规定《高等数学习题集》要当天借，当天还。我只好第二天再借再还，依次循环，冲刺不已。到第一学期结束时，我已经完全适应数学课及其它课的进度了。

课间十分钟不用冲刺了，回头再看看同学们在课间十分钟都在做什么？答案是：在睡觉。

课间十分钟

那时候，我们总感到觉不够睡的。一大早，就迷迷瞪瞪被叫起来出操，然后就是吃早饭，然后就是上课。这都成规律了，尤其是几个班在一起上大课的时候，老师一开讲，我们就犯困。好容易坚持到下课前五分钟，不管不顾地趴在桌上就睡，课间十分钟都利用了，再饶上第二节课的开头五分钟，这样，居然挤出了二十分钟睡觉时间。那时候，是怎么睡也睡不够，好象瞌睡虫钻到脑子里了，一到课间休息，只见教室是睡倒一大片。

老师自然有他们的办法。教主机的老师见到同学困了，立马黑板一擦，哗哗几笔画出四大家族的关系图，开讲《红楼梦》。待同学们一个个听得精神了，黑板又一擦，说：“咱们接着再讲主机。”

我们从北京考到大连海运学院就是奔着上船来的。当时年轻，只恨自己的生活半径太小。天天就是从家里到厂里，从厂里到家里，真没劲。我们幻想着哪一天，地球的半径就是自己的生活半径，那多酷！在文化大革命的封闭年代，年轻人也幻想着能够出国去看看。怎么能行呢？当海员！

我们轮机管理专业就是培养上船当海员的。后来，学校准备将轮机管理的786、787两个班，改成留在陆地进行研究制造的轮机工程专业。于是，想上船的同学便强烈要求留在轮机管理专业，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结果，我从轮机787班转到了轮机784班。

学校有一条实习船“育红”轮。到了二年级就开始安排我们上船，叫感性实习。我们实习的路线是从大连到上海。别看我哭着喊着要上船，真正一上船就虾米了，晕船晕的，根本不想动弹。

在育红轮实习

那天，育红轮在上海的长滩锚地抛锚等候进港，长江口风大浪大，船在浪里左摇右摆的，我早晕了，躺在船尾舵机房上面的宿舍里起不来。

突然有人喊“走锚了！走锚了！”我从舷窗望出去，只见一条黑色的大船向我们冲了过来，黑色的船头比我们的船舷整整高出一大截，那个吓人！我翻身下床，飞快地跑上甲板。

船要躲避碰撞，远不及汽车那么灵活。我们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巨大的船头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直到重重地撞在我们育红轮的左舷上，然后它的船头开始向我们船尾方向横扫过来。我们船身一震，船舷甲板在对方船头的挤压下，像开了的盖的罐头盒一样卷曲起来。

一个同学从舷窗探出头来，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急得老师大喊：“把头缩回去！把头缩回去！”

黑色的船头继续向我们船尾方向扫过来，巨大的船艏扫到了我们的救生艇上，救生艇像蛋壳一样，“砰”地破碎了，碎片满天飞，散落到甲板上。

终于，那个黑色的船头滑出我们的船尾，远去了。惊心动魄的一幕让我们兴奋不已，谁能碰上这样的实习经历呢。突然，一个同学问我：“你怎么不晕船了？”这一问不要紧，我又不行了，又晕起来了，跌跌撞撞赶紧回舱。

轮船进了黄浦江，我就什么事都没了，育红轮开得那叫一个稳。岸上的人对我们指指点点，那是在说我们被撞的船。

操艇课

我们的课程是按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的模式进行的。对学生来说，最受欢迎的总是体育课。我们最早接受的是棒球比赛知识，体育老师说，以后你们到了国外，人家请你们看棒球，你们不懂可不行，让人笑话。当然，我们还有游泳课，要求每个同学都会游泳。你想，船员哪能不会游泳呀。不过，这也是到了学校才知道，会不会差距不大，海那么大，掉到哪儿你也游不到岸边，穿件救生衣耐心等待救援吧。当然，体育课要求会游泳。那一时半会儿学不会的怎么办？自然也有通融的办法，就是你要负重行军10公里。我们宿舍的马宏伟是从内蒙昭盟来的，就是不会游泳。为了过游泳这一关，被班上的体育委员带到操场上，大中午的，背着自己的铺盖卷，活生生的围着400米跑道走了25圈。

轮机系最主要的专业是轮机管理专业。78级这个专业一共有六个班，清一色的男生。船电专业还有七名女生呢，我们可好，一个也没有。这样也好，我们是注意力集中，一是学习，二是体育。全校的田径运动会，唯一和我们轮78有一拼的，只有航海系的驾77。船舶驾驶那个专业，嗨！和我们一样，也全是男生！

对外的体育比赛，我们海院在大连的真正对手只有一个，就是大工。大连工学院是人才济济，不论什么比赛，团体第一总是大工，第二是海院，第三是辽财（辽宁财经学院）。我们有点不服气，心想抽个冷子，夺它个第一。

1980年参加大连高校运动会10000米比赛

机会终于来临了。1980年，大连举行越野长跑团体赛。规模很大，大连所有的大学和中专都派队参加。海院自然也不例外，挑选了12名精兵强将组队。领跑的同学是船电78的，人高马大，我们暗自称他为“骡子”。他的两条长腿一尥开，谁也甭想追上。当时，我们的竞技状态都很好，憋着股劲要夺第一。

比赛的时间安排在傍晚，起点在海港。枪声一响，海院代表队第一个冲了出去，一直跑在前面。街边的市民为我们鼓掌加油，大家越跑越快，竟然把第二名甩下一大截。我们心想，这回第一名拿定了！

果不其然，“骡子”带着我们第一个冲进大连体育场，灯光齐亮，欢声震天。我们终于击败大工得第一了，大家兴高采烈。

可是，接下来的情况却有点怪，怎么后来跑进场的代表队，岁数显得比我们小呢？“骡子”一声怪叫：“错了”。又带着我们往外跑。原来，这次长跑比赛的终点分为两个，一个是中专技校的终点，设在大连人民体育场，而我们高校的比赛终点是在市政府前的人民广场！

在人民广场等我们的郑老师是焦急万分。眼看着高校各代表队陆陆续续都跑到了，怎么唯独少了我们海院的代表队呢。郑老师这个急呀，人都上哪了呢？怎么一个都不见呢？压根他就没想到，我们正在体育场庆祝胜利呢。

等我们再跑到人民广场，黄瓜菜都凉了。问清了缘由，郑老师忍不住埋怨“骡子”：“你也是大连人，怎么会带错路呢？”

结果，第一没得着，得了个倒数第一。

大学三年一晃，转眼到了毕业实习的时候。我们被分配到 “大庆49”号油轮实习，那是一条一万五千吨的油轮。这回可不象感性实习那么轻松，要实打实的跟班了。船上的工作时间与陆地不同，它是按0—4，4—8，8—12这样的时间安排工作，工作4小时，休息8小时，再工作4小时，再休息8小时。比如，轮机管理专业你跟二管轮的班，（船舶驾驶相应是二副的班），每天半夜0点到4点上班，然后是中午0点（12点）到下午4点上班。这就是0—4的班。说都快说晕了，上船真要有个适应过程。要不然，每天半夜0点从床上揪你去上班，你说晕不晕。

这次毕业实习，我倒不太晕船了，大概是适应了。上午不上班时，我就一个人跑到二层甲板，看船航行。油轮的船舷很低，船在行驶过程中，海浪会从甲板上滚过。夜里站在甲板上，四周漆黑一片，只见满天的繁星。到了这会儿，我才体会到一点儿海员的生活，可不是像想象中说的，生活半径要成为地球半径那么豪迈和浪漫。

在“大庆49”号油轮上实习，前排左二是“二轨”

“大庆49”是跑沿海的油轮，从青岛拉油到南京。那次，轮机长正好休假，轮机部所有的事都由大管轮负责。习惯上，大家称轮机长为“老轨”，以此类推，大管轮叫“二轨”，二管轮叫“三轨”，三管轮叫“四轨”，相对应甲板部的大副、二副和三副。

二轨人很幽默，对我们也很负责，既教我们干活，还负责检查我们的作业。船在南京停泊时，甚至带我们钻进了主机的曲轴箱，里面那个暴热就别提了。

学校留的实习作业，做完要交二轨检查。记得作业里有道题是这么说的，船舷破了多大多大一个洞，问应该怎么办？

我就答：船舷外面用堵漏毯包住，船舱里面打支撑，同时，打开从主海水泵到卫生泵的所有水泵，往外排水。我对徐新建说，我的答案，肯定是标准答案，没错儿，看二轨怎么说。

二轨接过我的作业，看了看，往桌上一丢，看着我们，说了句：

“这么大的洞，堵什么堵？赶快弃船逃命吧！”

这就是标准答案！

真是出乎意料，我们一下都楞住了，看着二轨一本正经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大家才缓过劲来，爆出一阵大笑。

四年的大学生活就要结束了，临离校了，传来一个消息：说从下学期开始，学校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统一发校服了。想想挺精神的校服没有我们的份儿，还真是有点儿遗憾，怎么办呢？有人马上提议：蹲一班，蹲到79级就有校服了。大家想了想，说，那还是算了吧。

2011年北京六中（1969年）二连二排同学相聚

作者：陈大强（69届北京知青）

来源：知青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