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流｜丁方 灵魂的行走中感受复兴的力量

本刊记者 赵汉琪

20世纪80年代初，他只身行走黄土高原，用生命丈量大地、以灵魂创造艺术。同时，他深入研究西方文艺复兴，探索东方文艺复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东方文艺复兴——技术艺术学”的学科构建理念，同时在绘画材料研究、转换，东方壁画的保存、修复，古代大师杰作的溯源、创化，以及东方文化精神与艺术遗产的当代创造等方面，进行了具有创新思维的开拓性研究。他，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复兴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丁方。

丁方凭借自己中西兼修的大历史观，早在上世纪80年代便明确了自身的思想基础与精神理念，也成为了85美术新潮的先驱，他在各领域内的不懈探索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中国艺术、思想、文化界的领军人物。

八十年代的“出走”

丁方在陕西省武功县度过童年，其家庭文艺氛围非常浓厚，母亲是研究音乐作曲的。他从小就濡染于各种风格的音乐中，父亲虽然是化学教师，但精通古文与书法。丁方从3岁就开始写毛笔字，临摹欧阳询的《九成宫》，因此书法、作画自幼就被丁方当做乐趣，如他自己所说：“这是我的天生爱好，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遵循着自己的爱好，1978年丁方考入南京艺术学院工艺美术系，1983年继续攻读该院美术系油画研究生，师从林风眠先生的入室弟子、助教——苏天赐教授。丁方回忆，当年他考研究生时，盛行学院派的明暗块面造型画风，而自己是国画工笔人物出身，以线条造型为主。因此油画系负责人认为虽然丁方成绩名列前茅，但顾虑从国画跳到油画跨度太大，画风也非学院派，不拟录取。这时苏天赐先生站出来说“这个学生我要，你们不带，我来带”，顶着压力带了丁方这个学生。如今，苏先生已仙逝，每每忆及此事，丁方都感慨万千。

1980年春，丁方正在南京艺术学院读本科三年级，系里组织学生去苏州一带写生，而丁方却坚持不去。“那个时候20多岁的青年人，应该有一个生存根基的着落点，我认定这个根基不在苏州，甚至不在江南。在哪里？还是在我童年待过的西北黄土高原。”他对班主任说由于另有艺术追求，要去黄土高原写生。几经周折班主任勉强同意，但前提是他必须要把作业完成。

丁方独自去了黄土高原，他说：“当时我只是凭直觉感到苏州不是我要去的地方，是一种莫名的力量将我带到了黄土高原，从此我便投入了那片土地的怀抱。”以后数十年间，丁方从晋陕黄土到甘青黄土高原，并延伸到河西走廊和天山南北，行走、漫游、体验、写生，在那里他找到了艺术的灵感源泉。“去了那里之后我就拼命行走、作画，就像一块海绵那样，把所有的水分都吸收进来，把曾经在岁月中流失的那些精华养份补回来，完全是一种忘我的状态。”

他回忆，自己曾沿着黄河徒步，从壶口瀑布经过军渡、吴堡溯黄河而上，一直走到佳县、府谷、保德，直到黄河九曲十八弯。彼时那里还未通公路，丁方只能沿着河边羊肠小径走，住在农民家里，语言都不通，但土地的语言却畅通无阻，“我真正感觉到大地母土给予身心的强烈震撼，一种巨大的精神能量像电流般穿越历史时空隧道而倾泻到我身上。从那时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已然驻足于胸中”。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打开了更为广阔的世界，旧有传统观念与既定艺术形态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如何在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的夹缝中寻求出路，成为改革开放时期艺术发展的挑战，丁方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脱颖而出的。自1980年以来，他曾20余次探游西北各省，独自一人行走在黄河岸边、丝路古道和长城脚下。在反复的生命体验中，丁方对黄土高原的民俗、风情、建筑、宗教、音乐、历史做着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他不断地从大地母土中感悟精神力量，把对于民族文化复兴愿景的瞻望、对于普遍人性的深度探求，汇聚为艺术创作的灵感。

在一篇文章中丁方这样写道：“自幼我就酷爱绘画，迄今为止，我已记不清自己曾去过多少名家画家处拜访，曾在各种绘画学习班中度过多少时光了，但这一切在我踏上黄土高原之后，均变得微不足道，因为与高原所展示给我的前景相比，过去的一切努力，只不过是一系列低头看着足尖的不自明的摸索罢了。”

丁方坚信，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就在我们这块土地上，30多年来，他初心未变，从那时到今天，走的始终是一条路。

文艺复兴在东方

中国近代史上曾出现所谓“西学东渐”的思潮，是指西方学术文化向代表东方文明的古老中国的传播过程，从思想到技术，直至文化艺术层面，都受到影响。虽说东西方文化交流是一种应有的常态，但如何能做到“东学西渐”即逆向传播，却始终是一个未解命题。近年来，丁方所倡导的“东方文艺复兴”学派正为此而作着不懈努力。这一概念的提出与阐释，源自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复兴研究院对全球化语境下跨文化对话的前瞻性思考与判断。作为与国际学术前沿接轨的科研平台，2014年12月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复兴研究院，是国内综合大学第一家专门从事文艺复兴研究的学术机构，由多国学者并行展开西方文艺复兴历史文化研究与东方文艺复兴前瞻性研究。作为“一带一路”智库中唯一一家以文艺复兴、文化遗产保护为研究方向学术机构的“掌门人”，丁方见证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各国同仁的期盼和努力。

丁方认为，“文艺复兴在东方”这一研究课题，基于中国社会的巨变与转型引发了文化艺术领域的激烈震荡，全球化的背景，加剧了不同文化观念之间的相互碰撞。中国当代艺术也随之显示出异常的活力。但这种表面的繁荣，其实隐藏着中国当代艺术先天不足的弊病，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在完成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孱弱与停滞，使得历史文化传统的近代断裂现象、道德与价值的空洞化现象十分严重。在接受采访时，丁方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覆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囊括了中国人未来各种发展的宏伟愿景。”对于中国文化艺术界，如何将这样的宏伟愿景在专业领域内翻译成学术语言并予以呈现，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东方文艺复兴”学派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

“东方文艺复兴”学派的缘起，还要追溯到三年前。2015年7月19日，丁方在文艺复兴的摇篮——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举行了一场“文艺复兴在东方”国际学术研讨会暨艺术现场，引起西方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参会的专家表示，在西方对文艺复兴研究陷入疲软的当下，丁方的思想与画作，让人“感觉到东方伟大的山脉与高原、河流蕴含的巨大精神能量”，为国际学术界的文艺复兴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东方文艺复兴，并对此表示高度赞赏。同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2015文艺复兴高峰论坛——文化视域下的‘一带一路’”会议发言中，丁方开创性地正式提出“东方文艺复兴”学派，一个崭新的学术体系发出了新时代的第一声呐喊。

在丁方看来，“东方文艺复兴”学派的构架正是针对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来设计的。“东方文艺复兴的地理空间，恰好与‘一带一路’叠合。中国作为东方世界的代表，需要探索建立一系列合作机制，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明现象阐释清楚，返古开新，进而尝试创新转化。”他说：“‘一带一路’不仅是经贸往来之路，更是文化交流之路，如何将‘一带一路’上众多或湮没或失落的文化遗产、非遗予以复兴，是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东方文艺复兴”，从学理上来讲就是要把公元前5世纪的古代东方思想，包括中国诸子百家在内的印度、波斯、希腊、希伯来等文化精髓予以复兴，而这一复兴的中心就在中国。他提出，“东方文艺复兴”的实现要依靠中国学者艺术家用中国的话语将“一带一路”所有的历史文化遗产、文化现象、文化变迁、未来发展阐释清楚。丁方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念必须置于“一带一路”的全球视野，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高度，去予以全面的阐释与践行。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时提到，在文艺创作方面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丁方有感而发：“我认为在当下时代，只有学者型艺术家才能承担构建文艺复兴高峰的使命。光会创作而理论一窍不通肯定不行，只搞理论不懂实践更不行。文艺复兴的达成还是要靠文艺作品说话，由艺术高峰来彰显新时代的精气神。”

要做到这些，丁方认为根本还是在教育，他提出应按照“学者型艺术家”的目标来进行新型人才培养，如此才能承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丁方认为，学者型艺术家最为重要的特征是一流学科构建发展基础上的跨界融合创新。中国每年上百所艺术院校有数十万学生毕业，其中能够成为国家发展亟需的人才屈指可数，许多人学非所用、不得不另谋出路，此局面何时才有根本性转变？这是每一位艺术教育的工作者必须要思考的问题。他主张，特别是综合大学的艺术学院，应发挥综合学科优势，培养知识结构打通文、史、哲，涵盖艺术学下各学科的综合性人才，即文艺复兴式的通才，这样的人才方能成为国家未来文化事业的栋梁，才能把握整体、高瞻远瞩，成为实施东方文艺复兴伟业的参与者和践行者。

以上主张不仅是丁方的理念，也落实在他的实践中，文艺复兴研究院提出的“技术艺术学”构建，便是东方文艺复兴在一流学科建设方面的落地。这一学科建设思路不仅获得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高度评价，而且申报成功了多项国家课题：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中国美术创作重大问题研究》《佛教艺术图像学研究》，国家艺术基金项目《神圣山水创作》《艺术品修复人才培训》，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创新人才国际合作培养》，北京市重点项目《法海寺壁画岩彩与图像学研究》等。

丁方在1980年代的“出走”，是以更为深刻的寻根方式，超越过往的文化藩篱，借大自然之原创伟力为中国艺术注入新的精神动力。如今，他发起成立“东方文艺复兴”学派和画派，既纵览东西文方明，又扎根民族母土。他所践行的“东方文艺复兴”理论，是沿轴心时代的文化思想、中世纪神学与现代哲学的思维脉络，运用考古学、分子人类学、文化地理学等理论方法，从“中华民族迁徙史”的角度探寻东方文艺复兴的基因与路径，重新阐释“文艺复兴”的深层意义。他用自己的前瞻认识、理念构建、生命践行以及艺术创造，书写了东方文艺复兴的叙事，成为了新时代的主题。历史会证明，他是一位坚持在艺术中自我超越，为崇高生命与永恒价值而不懈追求的学者型艺术家。

中华儿女

家国天下，民族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