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解放纪念碑 “困卡子”始末 郑洞国：愧对长春父老百姓

如今的长春南湖公园风景秀丽，每天都有不少本地市民过去散步，偶尔还有外地来的游客前来打卡。

从南湖公园的3号门进去，入口处矗立着为了纪念长春解放而修建的长春解放纪念碑，这座纪念碑背后，有着太多的苦难与牺牲。

当年时任东北剿总副司令的郑洞国后来在晚年回忆时说，当时长春的“悲惨情景，目不忍睹，长春市变成了阴森森的世界”。

“对长春人民当时所遭受的巨大灾难和牺牲，更感到万分痛苦和歉疚，此生此世我都将愧对长春的父老百姓”。

估计不少人从年纪大的长辈那里听过这种说法，在围困长春期间，一个金手镯可以换一个馒头，一个大饼可以换一个大姑娘。

这倒不是危言耸听，困长春期间，粮食价格从几块钱一斤变成一亿元一斤，当饥饿越来越严重时，甚至出现了卖人肉的事件，除了面临没有粮食的问题，没燃料也是个大问题，人们甚至开始拆房子，挖棺材，用来做燃料。

1948年3月，当我东野结束冬季攻势之后，东北的大城市中，只剩沈阳、长春和锦州，还在国民党军队手中。

四平被我军攻克以后，长春处境尴尬，被卡死在哈尔滨和四平之间，南北铁路都不通，长春基本上是“四面楚歌”，机场已被我军攻占，长春对外的联系基本上被切断，物资来源全靠飞机空投。

据当时长春市政府的估计，城内军民总数大概在60万人左右，后来四平被我军攻克，国民党不少军政人员外逃，还有一些老百姓眼见情况不好往乡下转移，到1948年6月份，长春城中的全部人口估计有50万左右。

这50万人口中，军队有10万人，当时驻长春的有两个军，一个是新七军，从新一军分出来的，军长是李鸿，属于蒋委员长的嫡系。新七军原来就驻长春，囤了一些粮食和马料。

一个是滇军系统的六十军，从吉林和永吉撤退到长春的，没啥物料囤积，刚进城时由新七军分些作为马料的大豆和豆饼。

六十军的军长是曾泽生，云南永善人，黄埔三期出身，参加过黄埔军校的高级政治训练班。参加过北伐，后来辞去国民军的少校军职，1929年，在公认的“云南王”龙云和卢汉手下任职。

值得一说的是，这个六十军在1949年全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曾泽生仍担任军长，新中国成立后，两次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一开始军队粮食没啥大问题，后来有的就开始把马料与粮食混合着吃，再后来，连六十军的军人吃饭也成了问题，跟新七军相比，非嫡系的六十军确实比较困难。

外部的接济基本全靠空投，前期空投粮食，后期国民党东北“剿总”称机油两缺，空投也无法维持了，这种情况下，长春城里的粮食一天天减少是必然的，情况困难之极。

当然更困难的是长春城内的老百姓，没粮食吃，就开始争抢吃草根、吃树皮、吃树叶，饥饿越来越多，甚至出现贩卖人肉的事件。

在饥饿情况愈发严重时，郑接到蒋的命令，仍然要他坚守长春，同时疏散人口，也就是驱民出城，用仅有的粮食来供应军队。

这时候，我军已经在长春城包围圈四周设定的线上挖了壕沟，修筑了铁丝网。而大量的饥民涌出长春城后，出了卡子的民众禁止再回城中。

这样一来，在两军之间的真空地带，也叫“卡空”，就是在如今的南关大桥、 东大桥、 朝阳桥、 西安桥外以及红旗街长影以西地区附近，滞留了大量出不来回不去的难民，很多长春百姓称之为“困卡子”。

这些民众经过连日的饥饿，有些身体虚弱者，走出没多久就死在路上。当时的长春市长尚传道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这样说道：当时所见是“饿殍载道，白骨累累”，“尸横遍野，呻吟之声不绝，俨似人间地狱”。

后来我军逐步敞开放行，每个哨卡一天放出2000人左右，安置在临时建起的几十个收容所中。

逃出来的百姓几乎都是极其饥饿，一般这种情况下，不能一下吃太多东西，否则肠胃容易出毛病，收容所基本上前两天先给饥民吃稀饭，之后才逐渐改吃正常食物。

1948年10月18日，东北三大城市之一的长春全城和平解放。当然解放的过程中，长春也承受了非常巨大的牺牲。

关于这一段历史，除了常规的历史书籍以外，还有一本叫1948·长春 未能寄出的家信与照片，里面有很多珍贵的照片和信件，为我们换了一个角度来回望那段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我们现在在南湖公园内见到的长春解放纪念碑，于1988年10月18日正式竣工落成。整座建筑由纪念碑主体、台基、浮雕墙以及台阶组成。

纪念碑的基座分为两层，上层是边长10.18米的正方形，下层是边长19.48米的正方形，其中的寓意不言而喻，1948年10月18日，长春解放。

纪念碑上的碑文写着：“向为解放长春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表示深切的悼念，向为解放长春、建设长春做出贡献的人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生活在和平氛围下的我们，或许体会不到战争的残酷，但应该知道的是，我们不是生活在了和平年代，我们只是生活在了和平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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