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形文字”在反攻—在高速公路旁 机场里 地图上 天气预报中
那么，有关字母表的高效性的断言，是否是被误导的结果呢？也许，如果字母文字能够像汉语和日语，以及（甚至是）埃及的象形文字那样，含有更多的语标符号，那么这种文字定会产生最好的阅读和书写效果吧？为什么基于语音的文字必然是更加可取的呢？说到底，语音和实际的阅读和书写过程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只需看看周围就可以发现，"象形文字"在反攻——在高速公路旁、机场里、地图上、天气预报中、衣服标签上、电脑屏幕上，以及包括文字处理器的键盘在内的电子产品中，都可以发现"象形文字"正在反击。我们不必说"将鼠标移至右边"，而是只用一个简单的→就可以了。这些象形符号告诉我们，什么地方不能超车、最近的公用电话在哪里、哪条路是机动车道、明天是否会下雨以及我们应该如何清洗某件衣服（或清洗时不能做什么）、应该如何倒磁带。从17世纪的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兹（Leibniz）开始，就有人幻想着，我们能够发明一种在全世界通用的书面语。其目标是独立于世界上任何一种口语，完全以高水平的哲学、政治学和科学交流中的基本概念为基础，创制出新的语言。他们的思路是，既然音乐和数学能够达到这一目标，为什么不能够推而广之发明出一种普世语言呢？
西方书面文化的传统
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最早的文字体系开启了一场重大的传播革命。文字使得大量储存并提取信息成为可能。于是，使用文字的文明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复杂程度。这些早期文字主要是用于经济和政治目的。不同文字体系中的符号都用来表征观念、事物与行为，但不代表言语。不过最终，文字在埃及和巴比伦这样的地方产生了声觉维度。比如，象形文字中的一幅图画和楔形文字里的一个字符不再指代事物，而是代表这个事物被说起时的声音（一般是主要音节所发出的声音）。
这些声音符号被称为表音符号（phonogram），它们增加了文字表意的可能性。神话和历史开始被记录下来。然而，这些文字复杂又艰涩；一批全职的抄书人精英应运而生。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22个字母的腓尼基字母表出现，形成对这一困境的挑战。不过，与埃及人和巴比伦人不同，腓尼基人并未建立一个帝国。他们是善于海上贸易的民族，地中海西部是他们的基地。在腓尼基人的字母表中，每个字符各代表一个辅音，而每个辅音可能产生几种音节。正确的"读音"是从相邻"字母"的语境中推导出来的。和我们今天的朗读比较，这种读法速度缓慢，我们今天很难完全按照腓尼基人的口语发音朗读他们以此为基础的文本。
腓尼基字母表经济、简洁，并且只提供近似口语的读音。在传入小亚细亚（AsiaMinor）地区说希腊语的民族之后，这个字母表经历了重大的修正。元音被添加了进来。原来的辅音音节被修正为单纯的辅音——声音的抽象片段，当它们与元音字母相结合之后，就能够产生可被立即识别出来的一组音节和语词。这种新的文字形式尽管并不能完美无缺地代表言语，但是也已经极其接近了，它是后来西方一切拼音文字的祖先。
希腊字母表开拓了异乎寻常的天地，埃里克·哈弗洛克（Eric Havelock）的文章对此做了研究。他认为，希腊人的经验催生了新的书面文化（literacy），这一文化对其他古老帝国的手工—书面文化（craft-literacy）构成挑战。普通读者应运而生：很多识文断字的人不再是传统精英抄书人的组成部分。哈弗洛克还评述了字母表所产生的心理影响及其在记忆和认知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最后，他对希腊人用以著述的媒介——比如蜡版和莎草纸——进行了评估。他提醒我们，有很重要的一点值得引起注意：希腊人的书面文化并不是我们熟悉的现代书面文化。比如，柏拉图写的文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对远古的口语传统的转写。不过，尽管如此，这样的文本还是让我们瞥见了其观念指向，而到活字印刷来临之后，这种观念指向取得了主导的地位。
在哈弗洛克作品的基础之上，罗伯特·洛根（Robert Logan）的论文进一步展示，文字和抽象数字的系统如何从符物上的语标符号演化而来；此外，这篇文章也展现了不同类型的字母表和数字系统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交叉作用的。
哈弗洛克和洛根的论文都间接地提到了口语文化传统。在他们的其他作品中，与英尼斯、麦克卢汉、翁等传播学者一样，哈弗洛克和洛根对生活在口语文化中的古人及其智慧表达了极大的敬意。因此，读者不应该认定，如果完全以智能标准来衡量的话，书面文化比口语文化更为优越。两者的差别是文化形态的差别，而没有高下之分。书面文化使我们获得新的洞见，但我们也有所损失。
原始的口语文化包含着大量的暗喻，具有非线性的创造性，而且使人们的记忆深深地浸淫在对世界的多重感知理解中。无论是口语文化还是书面文化，都是上天赋予人类的宝贵财产。荷马虽然不会书写，但后人记录的是他所创作的史诗——而非后人的原创。然而正如哈弗洛克所提醒人们注意的，很多世代以来，人们都误认为，如此艺术成就必须是读书识字者才能够达到的境界。
在我们的下一篇选文中，沃尔特·翁着重研究这些差异。他对口语文化做了这样的心理动力学评估：口语文化感知世界的方式，既没有从基于书面文化的视觉偏向和线性偏向的知识中获益，但同时也没有受到它们的局限。他认为，理解口头文化传统，是把握后来文字和印刷术造成的冲击力的必要出发点。本书的许多供稿人也都赞同这个观点。在论文的最后，他展示了次生口语文化如何变成了电子文化运作的关键要素。
第二部分的最后，收录了詹姆斯·伯克（James Burke）和罗伯特·奥恩斯坦（Robert Ornstein）合作的论文。他们审视了中世纪时期的文化与传播。那时，读写的基础知识主要由天主教会控制，遍布欧洲各地的修道院是教育和行政中心。书是人工手写在羊皮纸（加工过的兽皮）上的，当时采用的是拉丁文。大多数的书籍用于宗教教育。
然而，到了12世纪，希腊罗马（Greco-Roman）的世俗性古籍逐渐进入欧洲；这些古籍原藏于各个伊斯兰教（Islamic）教会图书馆，它们的规模往往大于基督教世界的图书馆。
那些符合基督教教义，或者能够用于基督教传教的著作被教士们引进到欧洲；那些被认为是异端邪说的著作，要么被束之高阁，要么被销毁——这其中的许多著作等到15世纪印刷术问世以后才重见天日。此外，伯克和奥恩斯坦还向我们展示了修道院文化实用的一面，这实用的一面终究要传播到俗人的世界，其特点是：对劳动力进行工厂似地严密组织，所有活动都在刻板的时钟下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