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清词的传播意义
清初清词的传播意义
宋词传播的途径有词集、传唱、题壁(题画、题扇)等，以前两者为主，尤其是歌筵绮席的传唱，这种传播方式对宋词的审美特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至清代，词乐久己失传，词的传播途径几乎完全依赖于词集，一些传唱、题壁(题画、题扇)是极为个别的现象。而对于词集而言，评点是推动它传播的有效方式。词学评点起于宋，然至清初才蔚然成风，据笔者目前统计，己有两百余本词集评点本、评点是清代词学复兴的突出现象，可以说，评点促进了清代词学的复兴。
一、小众读者:词集在评者圈中的传播
评者是独特的传播者，他以读者的身份接受文本，同时又作为批评者、知情者担负着向潜在读者传播文本的职责。
作者与评者之间是文本传播的第一阶段，他们共同致力于向读者传播文本，评者的目的自不待言，作者同样主动借助评者的力量达到宣传的效果、围绕着作者与文本，评者构成固定的小众读者群，他们介入文本的创作，与作者双向互动，最终以评点本形态展示出一个直观的传播接受过程。
这一阶段的传播属于人际传播，特点是:作为传播者的作者与作为接受者的评者之间的深层传播处于熟人圈中，他们彼此相识，于评点过程中密切往来和交流信息。
一部词集的评者构成可以分为亲友、名公大卿两类，当然两类存在着交叉。清初词集评本的评者大部分数十以至成百人，基本为作者相识的亲友，一部评点本可以说是作者的交游录，而评者之间并不一定全部存在交游、清文人得以通过科举跻身仕途者毕竟属于少数，沉沦不遇的文人多有游幕或清客的谋食生涯，他们转游各地，通常以诗词为赘，拜竭权贵或文士，交游中结为友朋。因而这一类文人的词集评者又以作者的游历被划分为若干交游圈。因此，一部词集的评者亦有群体之分，如《扶荔词》、《荫绿轩词》、《峡流词》、《绮霞词》、《浮玉词》等词集中，评者群体都有百余人的规模，这一特征尤为明显、当附带友人评点的词集稿本在众位评者中传阅时，实际为他们提供了交流的媒介，评者不仅与作者对话，相互之间也在交换着对文本的认识。评语的对话性质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与作者的对话，评者之间的对话，以被评稿本为文学交流的载体;其二是指向读者，以阐释文本来引导读者对词集的接受。前者是当代评点的独特之处;后者在经典评点中比较常见。
评者与作者的对话内容丰富，大致有词事的追忆、情感的共鸣、艺术的探讨这三类。词人所写之事为评者所熟悉或同为参与者，评者会接续词作者的话题补充各类信息，此类对话是评语文献价值的主要来源。
评者喜于词后抒情写志，与作者共鸣。以金人望《瓜庐词》为例，集中唱酬、赠答之作颇多，其友人的评点多以对话的形式与作者同声相应。《金菊对芙蓉》是以词代书，寄赠里中友朋，序中说明作词目的:岁暮偶过海曲，有以春联索书者，颇得酒食，用报里中数知己。词中回忆往岁此际正与故园友朋赏梅，并设想此时友朋应在赏梅而怀念自己，忆故园数子，结伴寻梅、梅边忍动怀人句，应念我、久客燕台、结句则设想这首词寄与友朋阅读时，他们定会为词中趣事笑口齐开、这首词由垂荷评点，垂荷不详其人，据其评语推断应是金人望所云里中数知己之一、他的评语为:正动观梅之兴，忽来戛玉之章。及呼同人齐开笑齿，先生何料事之神也由评语可知，这首词寄与垂荷，评语则作于其收到词作之时，写得非常生动，极具现场感。有时，评者并不一定是词作指向的对象，仅出于有所感触而与作者交流、如吴启思评李渔一组惜春的《减字术兰花》词，云:四闺如燕语莺啼。所谓汝正伤春，我又悲秋耳词作惜春，评者悲秋，评者只是借评语告知作者当下的心绪，起到交流情感的作用，联系其间的或是对时光的感触。
评者与作者的对话中还包括对词作艺术的探讨，主要分为对词作艺术性的惊叹和对原词的修改意见、前者如曹贞吉《御街行和阮亭赠雁》一词，王士镇评曰: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又如徐如蕙《眼儿媚画松》一词，芳丛评云:标题东坡句好，子美诗佳，此词不知好否、佳否?昔妹试反而自问对词作的修改意见一般都指向用词遣句、音韵格律等层面，仅出现于稿本评语中。
有时词集评本中每首词的评者不止一人，评者之间也会发生对话，这种情况也不少见。比如曹贞吉《坷雪词》每首词都有数位评者的评语，最多时竟达八位。评者之间的对话侧重于讨论词作的艺术。如《茉莉本意，和蛟门用宗梅岑韵》一词，彭孙通评曰:咏物诗词，贵在取意不取象，写神不写形，如此结语，妙在形象之表、陈维评曰:后段四十二字，无一字说茉莉，却无一字不是茉莉、正词家三昧也、羡门言是。这种对话虽然有所重复，但多方的确认表明了词人的某种特色与成就获得了公认，而非一家之言。
评者与作者、评者之间对话式的评语，很明显旨在加强亲友间的交游，而非指向词集刊刻的宣传，后者体现为评者从批评者的角度评论词人词作，以指引读者接受。词集稿本在评者群体中传阅、品评是独特的传播过程，以其内向性将作者与众多评者凝聚为群体，而评语亦作为词作内在的延伸，与原作融合为整体。
二、评者对词集的宣传
评者同时又作为传播者，面向大众传播，旨在向潜在的、未知的读者推广作者与词集。评语的传播特征外在的表现是它的宣传色彩，类似于现今的广告效果;内在的则是以对文本的解读，促进、引导读者对文本的积极接受、
评点的宣传性与文本的两个功利目的`密切相关: 作者立言不朽的愿望和文本的商业盈利目的、传统雅文学通常更倾向于或仅具备前一动机，与通俗文学浓厚的商业营利色彩有所区别。文传则名传，对传文的认识激发了作者、传者刻印文集的热情。立言不朽必须借助言得以传播为前提。自宋以来，人们己充分认识到传言以不朽，宋代也成为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因此，刊刻别集或编刻书籍以实现立言不朽，成为宋以来历代文士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
清代词集的刊刻主要是出于立言不朽的目的，文士希冀能刻集传世，即使生前未能实现，后人、友人也会努力达成其遗愿、尤侗为其早逝友人汤传楹刻集《湘中草》(为诗文词全集)，其跋云:昔友虽残，幸有后死者在、诗与文己定矣，可以传矣、世之作而无述，述而无传者何限?若予年齿既久，笔墨遂多，其传不传固未可知，求其相知定我文如卿谋者，己不可得、占人所以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即道出为友人刻集是传其名，并忧虑己文的传与不传、陈玉自责丽农稿在而惜尚未刻，同人均有责矣、盖因立言、传言是文士的使命，且亦成为其亲友的职责。
诗文词集的商业盈利性在立言不朽的宏伟精神的对照之下，很少被研究者注意，其实就词集刊刻而言，它在清代词学复兴的背景中是一项获利颇丰的商业投资。李渔是清初戏曲、小说大家，同时为名副其实的书商，其经营的冀圣堂、芥子园是清初著名的书坊。书坊盈利是李渔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清代词学大振，仅顺康两朝，词人与词作数量己超越前代之总和。创作兴盛的背后必然是以读者市场的繁荣为支撑，李渔以商人的敏锐眼光，洞察出词集刊刻的盈利空间，他及时刊刻词集《名词选胜》、《耐歌词》与词话《窥词管见》、与正统文人不同，李渔是一位世俗型文人，他在《名词选胜》序言中喜不自禁地讲述刊刻词集是如何的获利，序云:十年以来，名稿山积，缮本川流，坊贾之捷于居奇者，欲以陶朱、猜顿之合谋，举而属诸湖上笑翁一人之手。
由此，评者的评点具有了明确的目的性:推誉作者、作品，以传其名，以广其利、为增强评点的宣传效果，一部词集邀请众多亲友品评，以群体的称赞壮大声势。同时作者、编选者更倾向于邀请名流评点，因为评者若具有一定权威性，他的延誉、推褒比普通评者更有利于作者的成名和作品的流传。在传播学中，传播者的权威性是具有使受众相信、听从的力量、威望和地位的特质。通常，传播者愈有权威性，其传播的影响力就愈大，受众就愈信从。一些词集评者数十成百人，而评者是否于卷首署名则视其于文坛、词坛的名望，与评者是否为主评者并无必然关系。比如沈朝初《洪崖词》附于《不遮山阁诗抄》，该本题新城土阮亭先生鉴定，但词集部分王士镇并没有参评、又如汪濒《披云阁词》，题新定毛会侯先生点阅，而实际评者共65人，毛际可评语仅8则、作者、编刻者的这一做法是运用名人效应的营销策略，所谓开卷即睹需名，与作玄晏无异也。皇甫谧，号玄晏，为左思《三都赋》作序，从而左赋为世所重，因此玄晏用为待人题品延誉的典故。
清词评点为作者、作品增价的通常做法是将其与宋代和当代的名家、名篇相提并论，或称赞其在某方面超越前人、时人。清词在创作与理论方面较宋词有众多突破，这使清人评词充满了自信，唐宋词在清人眼中并不是不可超越的绝作，他们乐于在评语中推尊今词，称颂词作在用词遣句、构思情感、章法技法等等方面媲美，甚至超越了唐宋名家。这是否仅仅是评点的标榜声气?有一些被评者认为直追淮海，、夺温韦之席等等的词作，实际水平的确名不副实。而有一些词作，其感发力量与艺术性堪与唐宋名家名篇相比，更有超越之处。比如龚鼎享《菩萨蛮七夕饮慈仁寺松下》一词，纪映钟叹曰:占直苍凉，令我泪如铅水。后半闺末二语又何其温细乃尔耶?固当合学士、屯田为一人耳王士镇《塞翁吟和清真韵》一词，邹抵漠认为:清真有其妍宛而无其清艳，梦窗有其瑰琢而无其流丽。作僻调具如此风致，两宋好手，恐当避地三舍、这两首词的艺术性都很高，对原唱有所超越，评者所论并非浮夸。以周邦彦《塞翁吟》与王士镇和作为例，王士镇和词虽写艳词，然以人静悄、冰绢、芭蕉初碧、梦中、称归、东风等一系列清、空的意象，营造出清艳的效果，不同于原唱单纯的妍丽。评者认为清真有其妍宛而无其清艳的赞誉应该说名至实归、
清人的评说是在努力塑造清词的经典，然而这一努力成效甚微，现今被认作经典的仍主要是宋词，今人眼中的清词经典名篇屈指可数，而清词的数量与名家远远多于宋词。这是因为经典之所为经典，首先在于它的创造性，后人以此为范作而摹习，虽惟妙惟肖，或有所超越，都难以有足够的创新力打破原作成为新典、清词经典化的难度较大、另一方面，清人将唐宋词经典化，而清以后，词失却了创作的环境，清词经典化的过程被迫中断。从清人的评说中披沙拣金，接续清词的经典化过程，对于今人来说，是完善文学史的一项任务。一些融唐宋名家所长而去其短的词作，尤为值得注意、清词的经典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今人的词选，而选词完全可以借鉴这些评语。评者大多为深谙填词三昧的词人，他们的鉴赏眼光通常情况下比今人敏锐和高明、
三、评者宣传的困境
评者宣传的出发点是抬高词人、词作的声价。当然很多词人、词作不愧于这样的评价，也不可否认，同时存在不少过度拔高、名不副实的现象。另外，评者对词作艺术的称赞虽符合其实际，但评语内容、方式形成一定套路，满篇陈陈相因的话语难免有应酬之嫌，亦会令人生厌，造成相似评语数量的过度使其走向宣传目的的反面、
因此，过度宣传造成的效果将适得其反，不唯鸿儒高士，大众文人亦难以接受，为此，评点还须遵循传播的可信性原则、可信性是指受众对传播者相信、认可的感觉和程度。在传播过程中，传播者愈是让人觉得可信，人们也就愈容易按照他的信息意向发生变化)评者是独特的传播者，他介于作者与读者之间，既需体察作者之意，又需指引读者之接受，其称颂语需取得两方的信任、对宣传性与可信性两者度的把握造成评者的困境、
明末清初，为友朋文集作评点几成交游礼节，一些文人不堪其苦，宣布绝笔不为评点。吕留良《客座私告》有三畏九不能，其四不能曰:批评朋友著作、性不善诀而时尚所宗。未展卷帜先须料简诀词，又须揣合其意，如曰:准公不好诀者乃佳、其苦甚于夏畦凡此三畏九不能，友朋间有知其大半者，有知共一二者，有全不知者，但一不知而触焉，必因之得罪矣、故不敢不布、不为友朋著作评点被视为不友好的行为，故吕留良向友朋宣告不为评点的原因以免罪人。他认为评点在逾扬作者、作品的同时又需揣合作者之意，不至于令其看出有意的诀词、评语的宣传性与他性不善诀的本性不符，故难为评点。傅占衡不为评点亦是因难以把握馅与直的度，他作有《六戒》，有戒批诗文条，云:汝妄批时贤诗占文，馅过取}曾，直过取怨，曾不相勉学问、且以一秩当饮食，征逐甚无益也、且汝胸非水鉴，譬之堂下人乎，视听过力，徒加绩声。非汝任也、敬谢不敏为妥、傅占衡体会到为友朋作评点馅过取，直过取怨，于学问却无益处、吕留良与傅占衡所言评点之难都指向作者。的确，当代评点根本目的是辅助作者传播作品，即使是面向读者的阐释，背后也是为作者出力、
评点实非易事，清代词学评点大盛，可以推断好的评点仍然占多数，这种批评方式受到大众的欢迎，亦达到很好的宣传效果。李渔在邀请方文评点《闲情偶寄》的书信中，论述如何成就好的评点，书云:阅诗评文，良非易事。看得出、批得当，即是棒喝作者处，不特涂铅抹黛，饰混沌以蛾眉，代掩世人耳目己也。拙著中评语颇多，某最服膺老父台之千金一字、盖以点铁手点睛.不必尽是真龙.抑或侥幸飞去.未可知也、况复古雅遒劲，真不愧当代词宗、好的评点集宣传性、可信性与可读性为一体、在传播可信性原则的制约下，评点的宣传功能必须符合作品的实际艺术水平，才能获得作者与读者的认可，推动作品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