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勇抗日：被诋毁为汉奸却获朱德赞誉的不凡人才
在中共情报战线上，袁殊是一位十分传奇的人物。由于情报工作的需要几次不惜毁誉打入敌巢，当过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加入过青帮，还扮演过“汉奸”的角色，几经生死磨难，为党的情报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从这张照片上看，他粗壮如军人，谈不上玉树临风、翩翩风度，甚至不像一个文人，而更像一个商人，可见人不可貌相。袁殊原名袁学易，化名曾达斋。19出生于蕲春蕲州镇一个没落的官宦人家。父亲袁晓岚是老同盟会员，后任职于国民党。
袁殊生活经历丰富，做过记者，搞过出版，蹲过监狱，汪伪时期，一跃而成为江苏省教育厅长，上海《新中国报》社长，还有各种职务，明的暗的有很多。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年仅14岁的袁学易参加了罢工、罢市、罢课，改名袁殊。
袁殊
1929年留学日本，专攻新闻学，接了一些进步思想，回国后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参加上海左翼文艺活动，创办《文艺新闻》。其间，袁殊以读者来信询问的形式率先披露了左联五君子遇害的消息。
1931年10月，年仅20岁的袁殊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共情报系统（中共特科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1927年11月正式成立，由周恩来直接负责指挥，主要骨干人员为曾经到苏联学习政治保卫的陈赓、顾顺章等人。主要活动地域在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的工作，由此逐渐褪去左的色彩，成为灰色人物。
1932年，按照地下党负责人的指示，通过表兄、黄埔一期的贾伯涛的关系，袁殊见到上海市社会局长、国民党中统情报头子吴醒亚，成功打入国民党中统。
1933年，袁殊被吴醒亚任命为中统“干社”情报股股长，表面身份是上海新声通讯社的记者，从而可以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了解与结识许多人，并且认识了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
（右二）袁殊
当时，中日正在谈判，谈的是货币兑换率与关税问题，这自然成了新闻界的抢手货。由于袁殊有岩井渠道，消息又快又准，这位“涉外”记者立即成了红人，连吴醒亚对他都刮目相看。过了一段时间，岩井便开始每月付袁殊200元的“交际费”，这样，他又成了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情报人员”。这自然是得到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的批准一—成为了“三重间谍”。
1935年，袁殊因“怪西人案”入狱，被指责为中共线人，在各方营救下提前出狱，岩井英一又安排袁殊到日本“留学一年”。回国后，袁殊即与冯雪峰（当时陕北中共方面派往上海的特派员）联系上。1937年4月，为了加强自身的保护色，开拓情报来源，冯雪峰建议他“找杜月笙想想办法”，于是袁殊加入了上海的江湖帮会——青洪帮，并成为可以和杜月笙、黄金荣平起平坐的“通”字辈师兄弟。此后，袁殊成为和中统情报头子吴醒亚、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上海江湖帮会都有一定联系，集多种身份于一身的情报人员，巧妙地利用这种多重身份广开情报来源，上报给中共中央，为当时地处苏区、消息相对比较闭塞的中共中央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
1937年6月，潘汉年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实际上是中共中央情报部部长）回到上海。从此，直到1946年去解放区，在潘汉年的导演下袁殊成功地演出了一场场出色的情报战。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统情报头子戴笠一时找不到熟悉日本问题又有相当的日本关系的人。杜月笙向戴笠推荐了袁殊，说他与上海日本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关系不错，戴笠任命袁殊为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并给殊安排了两项任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坚持留在上海，不管时局有怎样的变化。就这样，袁殊又多了一个身份—军统，加上中统、青洪帮、日伪以及货真价实的中共中央特科情报员，则是五重身份了。这在中国情报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从此，袁殊通过各种关系，大量获取日本情报，首先是向潘汉年汇报，然后，有选择地给军统汇报。
上海沦为孤岛后，袁殊奉命（潘汉年之命，表面则是戴笠之命）留了下来，以军统少将的名义，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专门惩办侵略者与枪杀臭名昭著的汉奸，并得到了军统局的奖励。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爆炸了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为此，军统给袁殊记了大功。
（右二）袁殊
1937年上海沦陷后，岩井英一又回到了上海，并成立了一个日本特务机关“特别调查组”，袁殊自然也成为了其中一员。当然，这事不仅潘汉年知道，军统也是知道的。
由于袁殊迭立奇勋，国民党军统情报头子戴笠把他召到香港予以奖励。在香港，袁殊还见到了中共情报部部长潘汉年。
在香港，袁殊接受戴笠两项任务:一是暗杀汪伪76号特工机关负责人李士群；二是深入日本关系，交换和平意见。袁殊回到上海，同军统潜伏人员策划爆炸李士群的巢穴—76号。没想到1939年夏，潜伏于上海租界从事抗日活动的国民党军统局上海区区长王天木，叛变投向汪伪集团。被王天木出卖的军统局潜伏特工中，有少将级独立情报员袁殊，汪伪特工总部将其关进了死牢。岩井英一得到消息，出面把袁殊保释出来，理由是袁殊是“日本外务省情报人员”。
岩井英一把袁殊保释出狱后，叫他组织一个机构，加入到汪伪政权中去。袁殊征得潘汉年同意后，很快便组织起了兴亚建国同盟总部，总部里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是中共地下党员。日本外务省每月拨给的津贴，相当部分变成了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经费。
袁殊以兴建总部负责人的身份，打入汪伪政权，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取得了列席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资格。自然，这个会议的情报，很快就送到了潘汉年手中。
1941年，汪伪决定对沦陷区实行“清乡”，袁殊被委任为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日本军事顾问团和汪伪清乡委员会制定的绝密文件，都要经袁殊翻译、校订中日两种文本，处于清乡范围内的新四军因而能在清乡开始之前，及时跳出包围圈。
后来，袁殊又担任了一系列伪职，如江苏省教育厅长、清乡专员以及伪保安司令等等，他的情报工作日益老练。
1945年初，袁殊辞去了伪教育厅长等职，仅留下一个上海市参议的名分。“八一五”抗日战争胜利后，袁殊被戴笠任命为国民政府忠救军新制别动队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
1945年10月，袁殊秘密抵达苏北解放区，并于1946年重新履行入党手续，结束了长达的地下党生活。
直到第二年，即1946年初，国民党方面才知道袁殊去了解放区，不由得勃然大怒，于是，“抗战有功人员袁殊”，立即变成了“共党”、“汉奸”，军统对袁殊下了通缉令，并派人去苏州抄家。
“双十”协定后，袁殊随军北撤。组织上从安全等方面考虑，让袁殊暂时改名为“曾达斋”，就这样一直用了几十年。
1949年2月，袁殊被李克农（时任中共社会部部长）调到中央情报部门工作，做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并应邀做一些关于情报方面的报告。朱德在听了他的报告后，夸他是“我党情报工作战线不可多得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