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治国之道：篡位背后的高评价之谜

唐太宗是中国唐朝的第二位皇帝，他以明君的形象治理国家。他实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包括推行科举制度选拔官员、修订《唐六典》规范官员行为、整顿官制和军制等，大力发展农业和经济，实行宽政仁政，还举行了多次听政、听民言的活动，使得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然而，唐太宗篡位的事实使其在历史上备受争议。有人认为他篡位是为了维护天下、统一国家，有功绩也因此得到高评价；同时也有人对他篡位行为持批评态度，认为他违背了封建礼教和道德伦理。唐太宗治下的国家繁荣稳定，但篡位始终是历史上争议的焦点。

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唐太宗李世民的治国手段，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都知道，唐太宗是唐朝的第二位皇帝，他在位期间，任用贤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自我克制，虚心纳谏;还采取了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等政策，使社会出现了一片安定;并且，他大力平定外患，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最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

因其年号为“贞观” ，所以，后世称这段时间为“贞观之治”。它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在《易·系辞下》中，有这样一句话：“天地之道，贞观者也”。而唐太宗，的确以自己的尊人克己、从谏如流、唯才是举，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得以安宁，最终，呈现出了天下大治的局面。后人对其评价甚高，说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代英主”。

而历史上，这么多的皇帝，为何他能够如此“特殊”?

所以，就有人指出：他这个位置是抢来的，因此，才得以用政绩来“淡化”以前做过的“错”。说在贞观二十年，修《晋书》时，听到一些人对其“贞观之治”和“玄武门之变”的谈论。唐太宗很是感慨，人们总是对“坏事”记忆犹新，对“好事”倒是听过就忘。

所以，要改变众人对他的看法，只有一条道，那就是：更好地治理国家。

最终，唐太宗励精图治，在政治上加强对西域等地区的管辖，在外交上加强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往来，在军事上积极平定四夷，在民族关系上对待少数民族“爱之如一”，贞观年间，唐代版图空前辽阔超过汉宣帝在位时期，至唐高宗龙朔元年达到鼎盛，是时领土东临於海，西逾葱岭，北逾漠北，南至南海。

其实，没有哪个皇帝希望国家不好，只是个人的见识、治理手段和统治力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走向。而后期的唐太宗，也是一样大兴土木、劳民伤财。

可以说，唐太宗当初这么做，其实，是有着不得已的紧迫感，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人口凋敝，北周“留给”隋朝690万户(根据学者岑仲勉、杨志久等人的考证)，而且，没有大的战乱，而隋炀帝造成天下大乱，人口锐减，隋朝“留给”唐朝只有200余万户了。这对一个国家而言，尤其是农业社会的国家而言，是一个很大的隐患。

再者，连年征战，经济极度破坏。每一个朝代在建立初期，都有着类似的情况，基本都会以减免赋税来刺激经济的发展。

但是，更主要的原因却是：唐太宗目睹了隋朝后期的民不聊生，清楚知道老百姓虽为底层，但是，一旦民心散涣国家就会灭亡。看看后来几个朝代的开国皇帝，其实，对自个的要求都很高。面对辛苦挣来的天下，他们都是倍加珍惜。只是后人都以为这是正常的，却在挥霍手中权力的同时将国家也给祸害了。

当然，唐太宗也有着自己的可取之处，“纳谏”就成了他的“标签”。他为贤是用，不问人才出处。魏徵还曾鼓动李建成谋杀他，他一样不计前嫌，委以重任。这样的胸襟，在后来的帝王中，几乎是看不到的。既然他能包容人，当然，大家就会更加卖力的为其做事，而不只是为了一己之私。

只有君臣共商国家大事，才能广开言路，避免相互间猜忌，这是让社会面貌大为改观的基础。而这一前提，就是要求这位皇帝懂得自我克制，简单来说，就是：将手中权力的适度下沉。这样，就形成了他那个时代的一个特点，大家都敢说话了。

这和后来某些个朝代相比，都是天壤之别。唐太宗在位期间，进谏的官员不下35人。就魏徵一人，便批评过200多件事。比如：公主出嫁这事，皇后想让自己的女儿多带些嫁妆，一般人也只是在背后嘀咕，不会真的去管。但是，魏徵却比较较真，说：这个违反了礼法，对社会的影响不好。

此话是对的，古代宫廷的婚丧嫁娶，一样有其制式规定。换做是一般的皇帝，也就打个哈哈过去了，但是，唐太宗倒是听进去了。正是这样的克制，才能维护好自己的形象，进而也稳固了朝政。唐太宗很是明白，“牺牲”一点自己的权力，却能换来天下的安宁和发展，其实，这是一桩很划算的事情。

可以说，正是因为他对自身的要求颇高，所以，对官员的治理也很重视。由于，自身做的正，官吏自然会各守其职。唐太宗的善于接受批评，其实，就是“监督、批评”的言传身教案例。上行下效，社会风气自然就会正向，以至于，在他这个时期几乎鲜有贪污之事。

话说，在魏征死后，唐太宗伤心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可见，对于自己他还是相当清醒的。

然而，唐太宗治国却与其他朝代“吏治”的思路不太一样，他并非依靠“法治”，而是以自身言行，肃清了官场的风纪。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不重视法律，只不过，不“重刑”罢了。所以，开国后的种种施政方案，都是以不“重蹈覆辙”为前提。

唐太宗走过了隋朝的末年，他的那些臣子们也是一样，大家都有心建设一个“新”的秩序。而这，就对他提出了要求。当年，他能鼓动其父造反，内心就有着不一样的想法。所以，他对自己手中的权力，更多的是偏向了“自我约束”，而在后人看来，这更像是一种“付出”。

其实，后期的一些事情，也都表明了：爱享受似乎是一种天性。有人说，“贞观之治”之所以能出现，是因为唐太宗可以接受监督，自我约束，从而，让权力在应有的轨道上运行。此话不错，没有约束，权力就会泛滥。但是，如果他至始至终都能约束自己，应该可以证明皇家的权力是可以被“管束”的。

可是，唐太宗后期所做的事情却“驳斥”了这一理论。皇家的权力，服务的最终还是皇家，至于天下，也是服务皇家，而治理天下，则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