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元:心血的凝聚 性情的显示——夏玉祥创作论
《杨立元+‖+心血的凝聚+性情的显示——夏玉祥创作论》一文旨在探讨夏玉祥作品中所体现的杨立元精神与性情。文章内容将涵盖夏玉祥作品中心血的凝聚和性情的显示,以展现杨立元情感与性格的独特风采。夏玉祥在文中对杨立元的形象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解读,力图揭示其性情特点与情感表达,从而勾勒出一个鲜活的艺术形象。通过对夏玉祥的创作论述,读者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杨立元的内在世界,感受到夏玉祥作品中独特的艺术魅力。
一
夏玉祥,著名诗人、作家、书法家、摄影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书法家协会顾问、中国艺术摄影学会理事,国家一级美术师。
滦河下游的乐亭县是文化大县,物产丰富,文化丰盈。这块沃土培育了许多文化人才,夏玉祥便是其中一位突出的代表。他弱冠从戎,历任某团政治处宣传干事,河北省军区政治部副营职干事、正营职干事、副团职干事,河北省军区民兵装备仓库主任,河北省军区政治工作研究室主任。1993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历任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督查室副主任、法规处处长,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委副秘书长,河北省民政厅厅长,河北省政协常委。系《当代河北》编委会副主任(执行),《河北公报》编委会副主任(执行),《今日河北》编辑部编委,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员,《河北省志·共产党志》第三届编纂委员会委员,《河北民政机构沿革》编纂委员会主任,《河北行政区划变更大典》编纂委员会主任,河北省慈善总会会长。在部队多次立功受奖。转业到地方后,荣立三等功一次,先后被河北省委办公厅评为优秀文字工作者、十佳共产党员,被河北省委、省政府、省军区授予河北省模范军队转业干部称号,被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家人事部授予爱国拥军模范称号,享受省级劳动模范待遇。
夏玉祥于1948年10月出生于乐亭县闫各庄镇张石埝村,从小便受到老呔文化的熏陶,浸润在说唱艺术的氛围中。小时候,他最大的乐趣便是看皮影看评剧,听乐亭大鼓,这些充满呔腔呔韵的戏曲让他亢奋、快乐和陶醉,有时甚至让他兴奋得手舞足蹈。他自幼喜欢文学,尤其对中国古典诗词、小说爱不释手,从小便饱受古文化的熏陶,使他直至现在仍葆有古代文人之遗风。从小学到高中,他的作文常常是同学的范文。他从14岁开始写小说,一直写到17岁文革开始而中断。倘若不是文革发生,他在高中学生时代便会在文坛崭露头角。那时《河北文艺》原定发表他的一篇短篇小说,因为停刊而未果,这成了他终生的遗憾。他说,他至今仍然深深地记着《河北文艺》的通信地址和编辑部的那些作家。
1969年底,他离家从军,辗转各地,由连队到机关,从战士成为干部,后又转业到地方。但无论到哪里,他都是做文字工作,在新闻报道、公文写作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成了河北省军区和河北省委的大手笔,在军队和地方受到赞誉。尽管工作多次变动,环境几经变化,职务时有变更,但他一直没有丢掉进行文学创作的念想。工作之余,他以诗言志,以文抒情,创作了许多诗文。他曾在1978年撰写过中篇小说《心碎》,生动地表现了在文革年代的农村,有的人失去人性和理智而走上迷途直至失疯的悲剧,让人看了心碎。
退休后,他将自己多年创作的诗文汇集成书,由作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夏玉祥诗词集》《夏玉祥散文集》和《夏玉祥小说集》。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真实地看到了作者的创作历程和心路历程,也真切地看到了他人生的起伏和心灵的轨迹。他的诗歌“真实记录了作者的人生经历和感受,反映了一个诗人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热爱、对家乡的热爱,反映了其社会责任感,更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精神”[1]。他的“散文用手里游走的文字,口里有声的恋歌,心里流淌的热血,多篇幅、重笔墨地描述了刻骨铭心的亲情,牵肠挂肚的乡亲,难以忘怀的乡音。”[2]他的小说,留住岁月,记住乡愁,真实生动地讲述了在故乡的特定历史阶段所发生的真实故事,给人们深刻的精神启示和心灵启迪,充满了人性之美。
夏玉祥的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实,真经历、真历史、真情感,我手写我心,我口说我事。他在诗词集自序中曾这样写道:“情之贵者,其情必真;情之真者,未必皆贵。此书之诗词浅作,可自谓性情率真,言必由衷。”他在散文集后记中说:“散文已经成为我情感之河的浪花,生命旅程的曲径。在散文天地里,有我的快乐,我的忧伤,我的怀念,我的惦记,和那一吐方休的心声。”真可谓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在作家出版社和文艺报举办的《夏玉祥诗词集》研讨会上,许多评论家对其称道不已。“大家一致认为,诗词集中的作品语言朴实自然、感情真挚饱满,作者真实地反映现实,真诚地感悟人生,把自己真切的生命感受融入字里行间,以诗言志、以诗志行,表达出作者对生命、自然、祖国和家乡的高度热爱,反映了作者对社会、人民、工作和职责的勇于担当,作品风格明朗而又含蓄、通俗而又脱俗,是一部吸引人、打动人的力作佳作。”[3]《人民文学》原主编、诗人韩作荣认为,夏玉祥的诗是他个人的跋涉史、成长史,也是心灵史。诗如其人,从他的诗词里面看出他的为人、他的素质和他的精神姿态。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评论家白烨认为,从夏玉祥的整个作品看,从中学开始,写到当兵、转业,包括转业以后当干部,搞民政、民生、慈善,在这个过程中间穿插了很多事情,在这个历程背后,时代演变、背景也非常清楚,文革、新时期、改革开放、90年代、新世纪……整个诗集就是人生的自述。[4]
夏玉祥的作品虽然写的是个人的经历感悟,但不是囿于一得之见识,一己之悲欢,而是与社会现实、历史变迁紧密联系,以小写大,可谓“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河北师范大学教授、诗人陈超认为,夏玉祥诗词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本事微缩法,写了一个中国的乡村史。他通过父亲的经历写了整个乡村的那段历史,情节生动,视觉宏大。[5]著名评论家牛玉秋在《夏玉祥散文集·序》中写道:“诸多人间世态,一些曾被尘封着的历史细节、历史情绪和已经显现着的社会现实,在他的作品里被独特地触摸和体会到了。夏玉祥这本散文的价值,包括一些人文方面的东西,如同他的诗词一样,有着自己独有的位置和空间。”[6]
在表现手法上,夏玉祥的作品像生活一样朴素平实,像乡景一样纯净宜人。对此,许多评论家尤为称道。作家出版社编审、评论家唐晓渡认为,夏玉祥的诗很内敛,不是以华丽胜出,是以质朴胜出。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贺绍俊认为,夏玉祥的诗风平实,通过质朴的叙事表达充沛的真情。[7]诗人马砚田认为夏玉祥的散文“用经久的文字,白描的手法,围起来一块文学栅栏。在这块栅栏里,有着岁月的陈年味道,有着时空的新鲜气息,有着感人肺腑的真情,有着鲜明独特的思绪”。“他是在发自心底地阐述着生命成长、生命变故、生命沿袭中的至高无上的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他没有明说的,是诸多旧有的和新生的生命秩序的剧烈动荡与变革”[8]。牛玉秋认为,他的“散文集中的所有篇章几乎全都采用白描手法”,“这种艺术特质在《探家的战友》中足见端倪。此篇全文不足千字,都是最简洁的叙述,只有最后一句笔涉描写。然而正是前文的简洁,使得后文发生的意外的结果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和无尽的慨叹”[9]。
夏玉祥不仅是著名作家,也是著名书法家、摄影家。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书法家协会顾问,中国艺术摄影学会理事、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河北省艺术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国家一级美术师。在书法上,他博采历代前贤之长,兼书楷、行、草、隶、篆各体,形成独特风格。尤其是草书,行笔自然流畅,章法富于变化,或波澜不惊,平淡入“静”;或酣畅淋漓,充满狂霸豪气,最能体现其书法艺术的“胆”和“魂”。在摄影上,他坚守自己关于“影在形外”“影贵乎情”的独特理念,在抒发“心灵感应”上锐意创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和很高成就。他出版了书法专集《当代书法家精品集·夏玉祥》和摄影集《瞬间的永远》《山水情缘》,并于被评为“中国优秀摄影家”。中国美术馆曾为夏玉祥主办书法、摄影艺术展并收藏了他的书法作品。
夏玉祥将多种艺术创作融会贯通,完美契合。可以说,他的诗文是流动的画面,而他的书法、摄影则是凝固的诗文。他把厚重的人生融入艺术,也把艺术融入厚重的人生,显示出一个作家博学多才、阅历丰厚的卓越才能。而这种才能又是他“社会观、自然观、文化素质、艺术修养、美学倾向、知识积累、感情色彩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10]和才学胆识的集中显示。
二
《夏玉祥诗词集》是诗人心血的凝聚和性情的显示,生命的体验和艺术的感悟。他把自己多年来对人生的追求、对社会的思考、对诗词的理解,化为诗语,结为诗篇,合为诗集。可以说,他的诗词集是他生命形态的转化、情感表达的诗化、社会生活的净化和理想信念的美化。
(一)记录了诗人生命和心路的丰满历程
诗人用诗再现精彩的生活片段,用诗表现丰富的情感世界,用诗呈现真切的人生感怀,因而他的诗也就如同他的人生一样丰富多彩,给人以多样的审美感受。阅读着这动人的诗句,我们可以明晰地看到诗人人生的足印和心灵的轨迹,真切地触摸到他生命的脉息和情感的律动;阅读着这美丽的诗行,我们可以真实地感知诗人求学、辍学、从军、从政、游历的丰富生活,深刻地领悟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多彩人生。如《忆童年》描绘了他儿时那“杏桃点点满庭院,杨柳依依遍野田。捉鸟飞奔五里外,摸鱼少动村前湾”的田园风光,流露出“旧时伙伴应犹健,何日有暇话童欢”的浓重恋旧情意。《送诸同学辍学离校》表达了他与中学同学们因“文革”辍学分手,“泪染胸前袄,悲缠腹内心。惶惶别众友,脉脉送诸君”的伤感,诉说了数载同窗“学海同舟楫,杏坛共昏晨。今天南北散,寒叶落纷纷”的离别之痛,并且以“寒叶落纷纷”的凄凉景况为衬托,使之更著愁苦色彩。《海岛哨兵》显现了作为诗人战友的守岛战士“风沙难遮眼,雨雾不迷胸”,“安危系祖国,苦累自为荣”的当兵保国胸襟,同时也塑造了一个“枪上几发弹,襟卷万里风”,“寒暑无所惧,昼夜站如松。锐利一双眼,闪亮两颗星”的不怕艰辛守卫孤岛的英武镇定的哨兵形象。《随感》反映了诗人“从政是公仆”,“私念俱排除”,坚持廉洁奉公的从政行为,表现了执政为民、一心为公的公仆意识。这些诗情感色彩鲜明,诗句简洁明快,充满了多重的生活况味和丰富的美学意味,给我们以人生的感悟、审美的畅意和思想的启迪。
(二)充满了诗人对祖国锦绣河山的深沉热爱
多年的从军和从政经历,使诗人有机会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名胜古迹。在到过的许多地方,他以诗人的灵性捕捉诗材,激发诗兴,表达诗情,创作了格调高妙、意境高远的游历诗。在这些诗中,他做到了景语与诗语、物境与诗境的完美融合,创造了一种诗意盎然、意趣隽永的美学境界。如《静谧黄昏题衡水湖》:“澄湖静无波,圆日水中落。上下染青黄,斜杨影似墨。”宛如一幅水墨画,画面由近及远,由上及下,落日入水,静谧无声,青黄墨绿,色彩斑斓,意境优美,令人赞叹。再如《月牙泉》:“浩浩莽莽大漠间,偏生小小月牙泉。几亩清波映天色,数层花草长荒原。鸿雁南飞三回首,骆驼北过意缠绵。沧海失踪沉涸日,巧留此水是何缘。”此诗首先运用对比,以“大”衬“小”,形成审美反差;然后用“几亩清波映天色,数层花草长荒原”的正面描写,以及“南飞”“鸿雁”和“北过”“骆驼”顾盼回首、“意缠绵”的侧面描写,来表现月牙泉的美景;最后巧妙设问,陡升机趣,令人回味无穷。这些游历诗不是简单的自然景观的摄取和单纯的审美意象的营造,而是诗人“用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思想,给大自然景象添加生气”,[11]把对社会的思索和感悟,对人生的追求和理解,都融入了所描绘的景物之中,营造出了物我合一、情景交融的高远境界。如《西湖怀苏轼》《玉门关怀古》等借古怀今、借景抒情,《山壁三彩》《扫李荻三墓》托物言志、敞明心志,成为诗人对自然和人文景观的一种心灵感悟,一种生命体验,一种审美把握,给人一种感人至深、启人心扉的审美启迪。
(三)表现了诗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人文精神
诗人有着“恻隐为怀天下忧”的“爱国忧民”意识,他在任期间,体恤民情、感怀忧世,在许多诗中表现了一种对人民大众尤其是对底层百姓的大善之心和大爱之情。如《坝上冬令查灾伤怀》写出了他在冬季到坝上查灾时,“目睹群众贫苦之况,心痛难言,亦深感身上职责之重”,叹民生之多艰:“多少贫困户,艰难度时光”,“四壁清如洗,缸内少余粮。衣补如百衲,鞋帽似有疮。日食两顿饭,攒谷待农忙。一见查灾到,喜气上脸庞。彼苦我已悲,彼喜我尤伤”。这种“彼苦我已悲,彼喜我尤伤”的关心百姓疾苦、为民爱民情怀,感人至深。再如《感遇》中的“民生工作忌吹牛,数字拔高报上头。政绩升平随口造,穷人无助泪难收”,表现出了对民生工作中的不正之风的愤慨和对“穷人”的怜悯。在他的诗中,也表现出了对人民、对军队、对师长培养哺育自己的谢恩、感恩、报恩的人文情怀。如《鹧鸪天》表达了对乡亲“涌泉之恩滴水报,帮助村里建家园”的报恩之情;《韩老恩师》抒发了对恩师“学生纵有微薄意,何报师心一万重”的谢恩之意;《被授予“全国爱国拥军模范”感言》表现了对“军队培养我,恩情溶血中”的感恩之心。这种忧患意识和感恩情怀是他的诗心和诗魂,也是他诗的闪光点和内聚力。
(四)体现了诗人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和豪迈气概
诗人出身行伍,从军二十余年。长期的军队历练,使其养成了不惧危险、不怕困难、以苦为乐、以累为荣的军人品格。越是历经艰难险阻,越是焕发出内在的勇气和乐观、豪迈的精神,这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诗人自从怀着“今日从军去,青春付国家。壮志杀强虏,血浇胜利花”(《从军》)的激情踏入军营,在参加部队的战备、执勤、训练、生产中,经受过对体能、胆量和意志的严峻考验。“七十余里半宵程,大雪纷飞沟壑横。拉近距离不掉队,边走边睡到天明”(《行军夜奔潘家峪》),这是多么的艰难;“重负双肩三十九,军行昼夜路岖崎。铁脚兼程二百里,隆冬汗水透征衣”(《到滦县》),这是多么的豪迈;“三九寒风啸,海滩不结冰。踩锹掘深土,挥镐造沟鸿。汗水湿棉袄,胶鞋陷泥泞。力尽不知累,腰腿忘酸疼”,“中午送饭到,停工骤觉冷。浑身似冰裹,牙齿自磕碰。双手来回搓,两脚跺不停”,“匆匆食用罢,欢叫又开工”(《修盐场》),这是多么的乐观。诗人这种勇气、乐观与豪情,一直保持到转业地方工作。他在2001年带领河北省党政代表团赴西藏阿里慰问期间,写下了《翻越萨木拉雪山》《过戈壁滩》《赴改则路上》《过界山达坡》等几首诗,描述了经过六千余米高的雪山和数百里长的戈壁滩等被人称之为“生命禁区”地带的情景,情绪轻松,格调轻快,犹如“闲庭信步”一般,没有任何疲苦、沉重之感,给人乐观向上、轻松愉悦的感受。
(五)显示了诗人追求自然和美的人生情趣
诗人虽从政多年,却保持了宁静淡泊的人生情怀和自然淳朴的诗性本真。多年来,他用诗抒发性情,美化人生,让生命之魂在诗国自由而畅意地翔舞,让自然和美的人生乐趣在创作中得以充分展示,表现出了一种自然之美、自在之趣、自得之乐。朱光潜曾以“情趣”作为艺术的核心,作为意境的底蕴,认为“情趣与意象恰相熨帖”,“便是不隔”[12]。情趣是自然与心灵、生活与情感之和谐而生成的一种美感,表现在作品中即内情与外界契合,主体与客体同构,具有隽永的情趣和深邃的意境。情趣美崇尚自然、本色,雕琢、粉饰只能令人望而生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应是情趣美的写照,只有“行文简易闲澹之中”,才“有深远无穷之味”。诗人深谙其理,在诗词创作中情与境谐,情与景合,情随境变,字逐情生,表现出了情景交融的美好境界。如《永遇乐·伤北河》中的“堤上桑杨,河中花草,天气初暑。悦鸟争鸣,欢鱼晃尾,快乐蛙相逐。家乡宅北,滦河支脉,一派盛泽风物。想当年,童顽戏泳,印留好梦无数”;再如《村河梦》中的“昨夜入童梦,村河泛碧华。雨来水面阔,云去日光斜。翠柳鸣群鸟,红莲叫众蛙。同玩八九个,欢快摸鱼虾”。在这些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中,儿童们任情任性、随心随意地在大自然中嬉戏游玩,在水中摸鱼逮虾逗蛙,显现出人与大自然亲密无间、其乐融融的情趣。这些诗词写得自然灵动,欢快俏皮,充满了天籁之美,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同时也显现了诗人的童心、童真和童趣,流露出诗人对故园风物的由衷喜爱和无限留恋。诗人善于凭借情感的对应物传达深沉的内心感应,把深妙隽永的情思熔铸于美的形象中,进而表现出主观与客观完美契合而生成的情趣。如四言诗《家乡》:“飘叶纷纷,旋落于根。石门寓客,乡梦乡魂。村镇原野,儿时之音。滦河渤海,浩茫无垠。乡亲父老,一面如金。故里情怀,缕缕似云。”诗人用了电影蒙太奇的表现手法,用情感的金线把不同历史时段的生活场景、不同的自然景观、不同的人物形象跳跃式地连缀在一起,组合成了一幅和谐完美、亲密无疏、情深意长的画面,可谓情景交融,生动感人。
(六)饱含了诗人对旧体诗词的热爱和执着
写作旧体诗词远不如写现代诗那样自由随意,不拘格套。但诗人却在旧体诗词的驾驭上得心应手、游刃有余,锐意求索、独抒性灵,对于古体诗、律诗和词,四言、五言、六言和七言,都能把握得恰到好处。如果没有对《诗经》及其后历代诗歌的深入学习和研究,是决然做不到的。尤其是在最难创作的格律诗和词中,作者显示出了深厚的功底。律诗平仄讲究,对仗得体;词循词牌而填,中规、流畅;赋、比、兴手法“量体裁衣”,运用自如,有独到之妙。如五律《荞麦》:“清风荡香气,荞麦正开花。细浪浮轻雪,长天挂彩霞。儿童逐蝶舞,老汉放蜂爬。快乐一群燕,穿梭忘返家。”全诗言辞清新,美丽如画,用“细浪浮轻雪”比喻清风吹动开着白色小花的一片荞麦,实在是匠心独具。又如在另一首五律《秋雨》中,用“珠帘碎万条”比喻潇潇而下的秋雨,也是别出心裁,古未有之。诗人在有些诗中,还运用奇特的构思,抒发自己的心声。如《梦回田园》中的“非是名山非大川,麦黄柳绿是田间。一湾河水轻轻过,带走乡思数十年”,以对本就没有的“名山”与“大川”的排除和否定开始,带起全诗的气势,实为罕见。《葡萄沟》“深紫浅黄玉珠圆,葡萄岂有此般鲜。笑叹从来游慕客,错将仙境当尘寰”,本来是诗人自己错将“葡萄”看成了“玉珠”、错将“尘寰”看成了“仙境”,却“笑叹”游客没有看对。如此表述,说是变化多端,似乎并不为过。
诗人在积极借鉴吸收旧体诗词的优良传统和写作方法的同时,还大量吸收现代鲜活的语言入诗,用旧体诗词的形式表现富有时代气息的新鲜内容,并与现代意识和审美风尚融会贯通、完美契合,使得其诗词立意深邃、意象奇特、语辞华美、结构巧妙,且能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如言志的《江城子》:“红歌伴我度沧桑。少时盲,壮年狂。花甲虽过,依旧未曾忘。纵使歌台人罕去,声渐老,发如霜。莫说时世变迁忙,晓为黄,暮为苍。爱国忧民,今昔自应当。革命精神随乐化,催奋进,路途长。”这首词写得壮怀激烈、意气风发,既包含了诗人对自己一生的自省和判定,也凸显了诗人“爱国忧民”、壮心不已的气度和襟怀,语言铿锵有力、气势遒劲,给人鼓舞、催人奋进。如写景的《乡村雨后》:“密雨随风去,疏虹伴日还。苍鹰翱天上,飞燕出房檐。童稚戏街水,成人看野田。家犬四五个,耍闹正撒欢。”此诗宛如一幅美丽的画卷,场景开阔,气韵生动,动感强烈,形象鲜明;视点或远或近,或物或人,高低错落,情趣盎然。如咏物的《山花》:“红透几枝花,悬藤挂山崖。清纯无赘叶,生不负年华。”此诗将生长在悬崖峭壁上的烂漫山花的美色和它清纯无瑕、生机盎然的美质写得简明深刻、令人赞羡,同时,诗人也托物言志,以“清纯无赘叶,生不负年华”来表达生命的追求和理想的投放。
诗人通音律,善弈棋,长期在高层军政机关做文稿起草工作,又是著名的书法家、摄影家,才艺的相通之处,使其诗词作品融入了多方面的艺术美质,给人以多样的审美享受。歌德说:“一件完美的艺术品,必将是人类灵魂的作品。”诗人以灵魂写诗,以诗写灵魂,使得他的诗词不仅是个人生活的集萃、情感的浓缩和理智的结晶,也传达出了社会的感应、时代的律动和人民的心声。可以说它是心灵的诗,是灵魂的歌。
三
夏玉祥的散文也像他的诗歌一样精美、流畅,表现了一种清新质朴、率真旷达的风格。如果说诗是他心灵的放歌、理想的寄托,那么散文则是他精神的漫步、性情的舒放。我们可以从中真实地看到他的心路历程和生命过程,真切地触摸他生命的脉息和情感的律动,深刻地领悟到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多彩人生,同时也看到他的散文的审美特点。
(一)传达了对生活和生命的真实体验
多年来,作者历经时代风雨,饱尝生活磨难,涉足多种领域,走过天南地北,可谓阅历丰富、见真知深。正因为作者有着上学、务农、参军、从政、为文这样丰富的生活积淀和深刻的生命体验,所以他的散文才表现出一种真实美,使我们能够感同身受、深入其中。这种真实不仅成了作品的品质和命脉,也成了作品产生审美效果的动能和张力。正如罗丹所说:“美只有一种,即宣示真实的美。当一个真理,一个深刻的思想,一种强烈的感情,闪耀在某一文学或艺术的作品中,这种文体、色彩与素描,就一定是卓越的;显然,只有反映了真实,才获得这种的优越性。”[13]可以说,他的散文是他生活的再现、情感的表现、思想的显现、理想的呈现,也是他人生的写照、心语的表达、灵魂的昭示,有着丰富的人生况味、美学趣味和哲学意味。无论是作者怀恋儿时生活的《儿时村边的那条河》,回忆军旅经历的《野营拉练中的一个误差和一次意外》,描绘家乡自然风光的《难忘的石臼坨》,还是记叙域外游历的《我见到的几位华人导游》等,都写得真实生动,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种真实不仅是生活化或生态化的,更是本质化和生命化的,“让人深深地感触到历史的脉动和人生际遇”的多难。虽然作者描述的是个人经历和见闻,却是时代嬗变、历史发展的真实记录。这样,作品就不仅给予我们以审美的畅意、情感的激动,还给我们以理性的启迪和哲学的感悟。正是因为作者以雄厚的生活为基础,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根底,才使得作品有了质量,有了分量,有了容量,与时下一些附庸风雅、矫揉造作的官员诗文大相径庭。
(二)抒发了对亲人的深切怀念和挚爱
在他的散文中始终充溢着一种对故土家园和亲人的深深爱恋。这种情感是一种血浓于水的吸纳式的颇具生命质量和哲理深度、充满诗意和美感的情感,读来十分感人。如在《我的爷爷奶奶》《妈妈》《爸爸的记忆》等文章中倾诉了长辈给予自己的无限关爱、疼顾,字里行间充满了感恩之情。正是他们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才使得作者成为一个栋梁之才。作者还表达了对爱人的谢恩之情。在《我的老伴儿》中,作者用质朴的白描手法,简洁朴实、生动传神地描写了妻子在农村、在城市的两种生活境遇,表现了她对自己的无限情爱和为家庭所做的无私奉献。这种情感不仅是作者个人的情爱,也是中国那些农裔城籍军人对“妻子”任劳任怨的感激和颂扬。尤其是在《跳动的煤油灯之光》中,我们看到了闪耀其间的人性之光和在那艰苦的岁月中依然有过的温馨和快乐。作者把在煤油灯下的生活学习情景写得美丽动人,趣味横生,令我们魂牵神往。作者最后写道:“五十年来,那煤油灯却一直在我的心中点燃着,在我的眼前闪亮着。在让我永远难以忘怀的灯光里,有我的生命的成长,有我的童年和少年,有我的伟大的母爱,有我的祖父祖母对我无微不至的、让我刻骨铭心的养育、教育和呵护,有我的温馨、快乐和幸福。”可以说,灯光是诗人“怀乡”情结的象征,凝聚着作者对亲人的无限挚爱之情。
(三)表述了对战友、同学和老师的怀念
作者是十分恋旧之人,对故人旧友始终保有深情厚意,并在作品中倾吐衷肠。如《我和老团长》《我的老政委》《探家的战友》等倾吐了对部队领导和战友的怀念之情,《润泉》中记叙了与小学同桌润泉多年相处的真挚友情,《一首难忘的歌》中充满了对小学班主任白素范老师的想念之情。这种与战友亲如手足、患难与共的厚谊深情,与同学两小无猜、任情至性的纯真友情,对老师情同父母的感恩之情,都写得感人至深。这种丰富的情感成为他永远不能忘却的记忆。
(四)表现了对自然风光和田园生活的无限向往
作者写了许多描写故乡自然风光和田园生活的散文。他笔下的自然,是人性的自然,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达到了郁达夫所说的“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的境界。如描写儿时给他带来无穷欢乐的《儿时村边的那条河》,作者把村河春夏冬三季景色描摹得如诗如画,令人沉醉:“每年立春,河岸的柳树就泛起绿来,那绿是淡淡的,嫩嫩的”;夏天“河里更是生机盎然。看上去水草丰茂,野花鲜艳;杨柳环围,随风摇曳。鱼蛙在水中游动,鸟雀在水面鸣飞”;“冬天来了,河水上冻了,冰河像一个宽大深厚的玻璃场,又光滑又平坦,大家都去滑冰和甩冰猴儿。”这里就是作者“儿时的乐园”和精神伊甸园,它成了作者儿时最美的图式,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中,虽经岁月消磨,迄今反而显得愈加真切,历久弥新。作者在写景中还善于引画入诗,将诗情与画意相互融合,使其情景交融,情趣盎然。如《难忘的石臼坨》中描写家乡的海岛石臼坨“竟是这样的美丽”:“天上,雄鹰在悠闲地盘旋;海鸥在欢快地飞翔;野鸭在忽高忽低地穿蹿;知名的、不知名的千百只小鸟儿,在展示着红的、黄的、蓝的、绿的羽翅,和那清脆悦耳的歌喉。地上,低的是绿草鲜花,不断地随风散发着阵阵清香,蜜蜂和彩蝶密密麻麻地在上面忽落忽起,翩翩起舞;高的是郁郁葱葱的树木和盘藤,杨、柳、桑、榆、香椿、杜梨、菩提,或老或小,或粗或细,或疏或密,迎风摇曳,沙沙有声,其间时有鸟雀蹦跳鸣叫和来往穿飞。”作者先是远写了天上百鸟齐飞,然后写地上绿草茵茵,鲜花盛开,野树葱茏,鸟雀鸣叫穿飞。就这样,将远景、近景融为一体,互相映衬,创造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外桃源式的世界。这种境界也正是我们所希冀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啊!作者既是在自由自在地写景,也是在自由自在地抒写心灵,他的散文既是自然美的呈现,也是美好理想的显现。
(五)传达了对父老乡亲的深切思念
铁凝说,散文是一种惦念之作。散文作为一种心灵的艺术,可以深度地表现作者的思念和感怀。从作品中那清新自然的乡村场景诗化般的氛围中,从那纯厚质朴的乡村人物塑像般的凝重中,从那温柔飘逸的冀东景色水粉画般的灵韵中,我们感受到了作者浓厚的恋旧情绪,浓郁的怀乡情结。在散文集中,作者写了许多乡间的故旧之人,倾吐了对他们美好品德的颂扬和对他们的真切缅怀。如《爷爷最好的朋友》中张柱的肝胆相照,《打食油》中售货员叔叔的和蔼亲切,《弈棋旧事》中石老九老人的平和豁达,让人觉得可亲可敬。他们曾给予作者很多关照,给他带来过许多儿时的欢乐。他在文中深情地写道,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却时常想起他们”,想起和他们在一起时“那欢快无忧的少年时光”。在艺术手法上,作者还善于用小说的笔法来刻画故乡人物。在《乡里往事》等作品中,作者把乡间人物写得惟妙惟肖,形象传神,如爱占生产队便宜的老黄瓢,缺心眼儿的吴记胜,冷酷无情的麻拍儿,势利眼儿的砍肉人。作者写这些人的个性甚至是毛病时并不是批判性的,而是充满了爱怜和疼顾的,因为这些人是他可爱而又可怜的乡亲。在描写这些人物时,作者采用了“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无卖弄”的白描写法。如对老黄瓢的描写:“她个子比男人都高;长长的脸上耷拉着松弛的眼皮;脚是裹了的,却比一般年轻的、没有裹过的妇女的脚还要长,走路一晃一晃的,步幅很大。”作者抓住人物的特征,寥寥几笔,简单勾勒,便使之形态毕现。除此,作者还写了许多乡间趣事,如《听故事与看小说》《弈棋旧事》等,把乡间听故事与下棋的情景写得活脱自然,诙谐幽默,令人忍俊不禁。这既是一幅乡间人物素描,也是一幅乡村的风情风俗画卷。
综上所述,可见夏玉祥的散文不仅是作者个人心语的吐露,也是时代情绪的抒写;不仅是个人成长的写照,也是时代影像的摄取;不仅是个人性情的张扬,也是时代精神的弘扬;不仅是个人审美的追求,也是时代美学的凸显。它是一部充满美学容量和哲学质量的生命之作。
四
夏玉祥是怀有浓郁乡愁的作家,在他的心中,家乡永远是生命摇篮和精神家园。他这部小说,较之此前出版的诗词集和散文集,更为集中地体现了“乡愁”的主题。这种乡愁,不只是一种怀乡和恋家的情结,而且是带有乐亭地域色彩和诗学意味的美丽图像,显现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美好人性的独特表征。故乡经过他审美情感的灌注和深邃的理性思考,也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留存和生命聚合地,而是诗性与理性相凝聚的哲学高地,具有丰富的生命内涵、深厚的历史容量和普遍的人性意义。
夏玉祥的家乡乐亭县,在京东数百里的渤海之滨,望巍峨燕山之峰峦,导蜿蜒滦河之归途,拥五谷丰登之平原,造化独钟,人才辈出。金、元、明、清四代,出过五十多位进士。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了革命先驱李大钊。新中国建立以来,出了十位中科院和工程院院士。乐亭人聪慧灵通、勤劳善良、纯朴坚韧、勇于担当,有着美好的心灵世界。故乡的土地、故乡的河海、故乡的人民、故乡的生活和故乡的历史文化,为夏玉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厚的素材。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始终恪守了真实性的原则,或者说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着眼主流,提炼典型,是他的叙事趋向。小说中的人物在生活中几乎都有原型,都是一直在作者脑海记忆着的鲜活的面孔。这些人物有血有肉,形象饱满,个性迥异,活灵活现;这些故事扣人心弦,令人为之感叹。当然,小说不同于新闻,不同于散文,也不同于报告文学,它不要求也不提倡一定要写真人真事,它需要丰富的想象和合乎情理的虚构。作者深谙此道,他没有照搬原型,用类似于摄影般的手法去拍照人物,而是用中国传统绘画的笔法刻画人物和讲述故事,有工笔,也有写意,从而力求达到既有其形更有其神,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作者说,古人云,诗贵乎情,小说的最可宝贵之处也在于精神的高尚和情感的感人。那种让人看了感到颓废、恐怖、荒淫的东西,他是断然不写的。
小说是讲究塑造典型的,这种典型既要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又应有一定的社会特征,即恩格斯所说的“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如果只注意社会特征而忽视个性特征,典型就会是平面化的,活不了,站不起来。反之,典型就会是孤单的,怪异的,人们看不习惯,也没有普遍的意义,成为恩格斯所批评的“恶劣的个性化”。夏玉祥在小说中塑造诸多形神各异的人物时,显然是特别地关注到了这些人物的社会特征,因而他的视角是颇为广阔的。他想讲的不仅仅是这些人物,而且是这些人物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以及那个社会历史阶段和人生命运留给后人的精神遗存,与我们今天仍应在进行的思考。已故著名诗歌评论家陈超在评论夏玉祥的一首千字七言叙事诗《父亲》时曾说,诗中写的是父亲一个人和他的家庭生活困难,反映出来的是当时那个历史阶段我国农村社会的普遍状况,夏玉祥是用家庭的本事微缩法写了一个中国的乡村史,视角是非常宏大的。今天我们通视夏玉祥的这本小说,觉得与他的诗有异曲同工之妙。小说内容涉及的时间跨度,大致上是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最近这几年,其间国家经历了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三年经济困难、“四清”运动、“文革”、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时期。作者真实地讲述了在这些历史时期乐亭县农民的生存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其中《相依为命》《抠蛤蜊》《半袋苞米》《看青》《回乡》讲的是人民公社时期艰难的生活,《扫街的人》《大队部与举人坟》《心碎》讲的是阶级斗争年代对人性的扭曲和良知的泯灭,《课堂上》《凤梅》讲的是发生在小学校园的故事,《夫妻一场》讲的是两个家庭的破裂和重组。这些内容,从不同的维度展现了乐亭农村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历史画卷,进而如池水映月般地折射出一部沉甸甸的中国农村史。经济的、生活的、政治的、精神的、地域的、自然的,以及在上述各种环境与氛围之中生活着的人的处境和命运。许多在其他小说甚至同类作品中从未被提及过的历史细节和历史情绪,被作者独特地体会到了,观察到了,成功地叙述和刻画出来,并且用清晰的当代意识对其进行深刻的审视与思考,呈现在读者面前,使得这些往日的故事反倒愈加鲜明醒目。这些小说勾唤起了人们的“怀旧”情绪,让人们得以重温那个时代的世态冷暖,并从中引申出一些人生哲理,寻觅出那段岁月和今日生活的某种契合与价值联系,激起人们积极的理性思考和反省意识。作品反思历史,又超越了历史,达到了“哲学的历史”的境界。可以说,这部书不仅是小说集,也是一部历史教科书、精神启示录。
任何小说都有一定的思想倾向性,都或隐或显或暗或明地反映着作者的意识色彩。我们常说写小说就是写自己,便是这个道理。夏玉祥这本小说从头到尾贯穿着的一条思想主线,或者说是核心创意,就是讴歌人性的真善美。这是本书最感人的地方。文学中的人性美是美的最高形态,是文学终极价值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就是写人性。在夏玉祥的小说中,一切艺术手段都是围绕着表现人性而展开和铺张的。人性既是小说创作的出发点,也是归结点;既是作品中人物的美点、亮点,也是矛盾的焦点。如《回乡》中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退役军人高恩海,原本是北京药材公司批发部财务科副科长,因为在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期间生活在农村的家人“没一点儿粮食了”,将要“饿死”,他辞职回家,用单位发给的安家费买了些粮食养活家人“熬过了严冬”。此后十几年间,因为人多劳少,挣的工分不够分口粮,全家人一直在缺吃少穿的困境中苦苦挣扎。但他始终没有失去生活的信心。他长年累月地侍奉有病在床的母亲,“无论多么为难受憋,都要及时给妈妈买药,从无延迟和中断”。“平时吃饭,几乎顿顿都要给妈妈单做。”“妈妈喜欢吃鱼,恩海有钱就去买,没钱就去打。”“冬天撒不了网,他就凿冰去捞”,有一次险些掉在冰窟窿中。他为了供两个儿子上中学,先是卖掉了自己最心爱的猞狸皮大衣,后又拆房卖掉了檩木。后来,大儿子当了军官,二儿子考上了重点大学,都成为国家有用之才,家里的日子也渐渐地好起来。高恩海爱国爱家爱亲人的情怀和自强不息、敢于决断的品格,是乐亭人的人性中最有代表性的亮点,透过这些亮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窥见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在《夫妻一场》中,人性是通过迭起的矛盾冲突、复杂的情节变化而表现出来的。作品起始写美貌如花的农村姑娘巧菊嫁给了邻村的三宝,婚后有一儿一女,日子也越过越好,三宝还买了一辆小轿车。按此推断,家庭生活本应幸福美满,但却陡生波澜。三宝在县城的秧歌场遇上了红琴,两人很快坠入情网,与各自的爱人离婚,去了葫芦岛,租下一家小饭店。谁知在饭店里红琴又遇到初恋情人洪礼,两人旧情复燃,明里暗里地相处着。后来,饭店因发生了一起食物中毒事件而赔本关门,红琴与三宝分手,跟了洪礼。落魄的三宝返回家乡,想与巧菊破镜重圆,才知道巧菊已与红霞的前夫怀民结为夫妻。三宝怀着忐忑而又愧疚的心情去看望巧菊,巧菊不计前嫌,让他见了儿子,留他吃饭,还把两万元的存折给了他,并和怀民一起去看望三宝的父母。这样的结局,实在让人感动。中国的小说讲究离奇巧合,无巧不成书。这篇小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波澜起伏的矛盾冲突中将主人公巧菊良善宽宏的人性彰显得光彩照人,可谓是美好人性同情节生动性丰富性的完美融合。
夏玉祥写人性最成功也是最令人叫绝的,是常有意外之笔。而这些意外之笔,无不放射着人性美的强烈光芒。如《抠蛤蜊》中的玉生不识水性,他在遭遇大海涨潮被同伴石柱用绳子拽着逃生因为筋疲力尽感到绝望时,“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股力气,突然大声地喊叫起来”:“石柱!我的好兄弟!我实在不中了,你不要管我啦!再这么拉着我,咱俩都得死,你放下我,自己跑出去吧!你会水,你准能活着回去!”说完,“就松开了手中的绳儿,倒在水中不见了”。《半袋苞米》中的李万家里断了粮,四个孩子“饿得连出气的劲儿都没有了”,他半夜爬到大队书记王德富家的房顶上去偷苞米,被王德富发现,吓得扔下装了半袋的苞米,跳房逃回家中,生怕王德富报复,蒙着棉被不敢起炕。到了天亮,王德富的儿子秀泉过来了,把他的口袋连同口袋里的苞米送了过来。《看青》中的保田因为负责给生产队看护庄稼,与爱揪田捋穗的赵四发生矛盾和纠葛。后来因赵四激怒保田,致使保田从骡车上摔下来磕破脑袋,“昏了过去,血流了一地”,“住进了医院”。赵四前思后想,感到心里不好受。等了十多天,攒了家里仅有的一只鸡下的五个鸡蛋,用篮子挎着“匆匆地赶往医院去看望保田”。大难临头,即将死去,想到的是让同伴放下自己去逃生。家里粮食险些被人偷走,考虑的不是去报复和惩罚偷粮的人,而是登门送粮帮人度过难关。与自己有过节的人摔伤住院了,不是心里“解恨”,而是感到自责,攒了五个鸡蛋去医院看望。类似这种或以德报怨或关爱他人或自省自责的故事,小说中不乏其例,总是超乎常人意料。这就是善良的人性,这就是人性之美。作者为我们讲述了在故乡曾经发生的这些动人故事,并借此把故乡人的人性中“最深刻最简单的一些特质都表现出来”,充满了历史的况味、人生的情味与哲理的意味,对今人的精神和心灵无疑会是一种有益的启迪。小说中这种美好的人性不仅表现在大人身上,也同样表现在孩子们的身上。《凤梅》中的凤梅与志斌在小学同桌读书,两小无猜,友好相处。四年后,凤梅要随父母迁到关外。两人分手时,痛哭失声,交换钢笔作为纪念。“三天后,凤梅走了,此后志斌再没见过她。她留下的钢笔,志斌一直珍藏着。”几十年过去了,“他还经常想起和她在一起上学时的欢乐和离别时的悲伤”。同学少年间的难忘友情,彰显了纯真无暇的人性。《课堂上》写了小学生小莉对离家出走的妈妈的无限怀恋,表现了一个小孩子对母爱的依恋和失母的悲伤,读来令人心痛。作者笔下的美好人性,还表现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上。如《相依为命》中的樊英与家犬虎子共同度日的故事哀婉凄绝,让人感到他们之间饱含着一种人类和朋类的深情,以及朋类对人类的不顾一切的忠诚,不仅揭示了一个残疾人的艰辛生活和内心世界,而且从人性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总和这个命题说明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呼唤着我们与众生和谐相处。
当然,人性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文学创作既要有审美观,也应有审丑观。两“观”齐备,才能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多面性和生成变化。作者不仅写了人性的美好,也写了在阶级斗争年代人性的变异,对《扫街的人》中迫害摘帽地主王老世的“政治队长”潘怀义,《大队部与举人坟》中掘人坟墓的贫协主席“大枣核儿”,《心碎》中乘“文革”之机整人害人骗人的尹伟等,进行了无情的鞭鞑和辛辣的讽刺。透过这些文字,让人深深地感觉到了作者对人性恶的憎恶和对异化环境戕害人性的愤慨。
夏玉祥的小说成功于乡愁之深、人性之美,也成功于遒劲的笔力。全书行文自然,语言质朴,在通用的话语中融合着适度而独特的乐亭方言,不时地散发出阵阵泥土的气息,读来有种乡风扑面的感觉。其叙事,简洁流畅,若行云流水,找不出多余的话,如《相依为命》全篇三万字,竟然没有划分章节,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其描写,生动活泼,见物见人见形见动见魂,有极强的画面感和感染力。《相依为命》中的人犬大战、人雕大战,《回乡》中高恩海的母亲在瓜田深夜暴打歹徒,写得惊心动魄。《大队部与举人坟》中的开会场景,《回乡》中高恩海的两次赶集买猪,《凤梅》中的“六一”儿童节文艺演出,写得绘声绘色。《相依为命》中乐亭的长河春色,《夫妻一场》中巴林右旗的夏季草原,写得如画如诗。而各篇中人物的举止行为和心理变化过程,以及他们不同的人性和命运,更是刻画得有血有肉,形神兼备,惟妙惟肖。甚至连家里的猛犬瘦鸡,院里院外的椿树杏花,树上的乌鸦,河里的青蛙,海边的活蟹鲜鱼,都写得细致入微。著名文学评论家牛玉秋在为《夏玉祥散文集》作序时,还没见到过夏玉祥的小说,就曾盛赞夏玉祥在“每个人短短千儿八百字的篇幅里”,将遇见的七个华人导游“各自的性格、经历、举止、神态交待得一清二楚,可以说是活灵活现,跃然纸上”。进而断言:“我看到此时就不自禁地揣度:以这样的笔力写小说,塑造人物应该是不成问题的”[14]。这部小说印证了牛玉秋先生的揣度。
夏玉祥小说的环境描写,也充满了浓郁的地域色彩,展现了一幅幅真实的滦河下游的美丽生活图景和自然风光,清新自然,鲜活真实,既是风景画,也是风俗画。同时,作品简洁明快、质朴生动的语言也有力地表现了作品中人物性格和地域风情。如《相依为命》中写家乡春天的景色:
每年到了春天,冰河开化了,河边的柳树便渐渐地绿起来,抽出条条的柳丝,那柳
丝又细又长又柔软,像是少女的秀发。春来的鸟雀,总是先飞到河柳上,在柳丝间跳来跳去,唱着清脆悦耳的歌曲。鸟雀们五颜六色,红黄白绿,漂亮得让人着迷。还有那南来的大雁,从高高的天空中鸣叫着飞降下来,有时落在河水中,有时落在荒丘上。它们的鸣叫声是那么大,会让人觉得有些震耳;它们的飞动声是那么响,会让人觉得如起强风;它们是那么高大,比家里那几只红冠子的大公鸡还要威风;它们甚至有点神圣,总是可望而不可即。清明前后,沉眠了一冬的青蛙们苏醒了,从一个又一个的小土窟窿里钻出来,在荒丘上蹦跳着,在河水中游动着,呱呱地叫个不停,使河上河下愈发地活跃起来,热闹起来,沸腾起来。鱼儿们在水中摇头摆尾,游来游去,似乎是在配合着青蛙的歌唱翩翩起舞。
景色优美,风景如画。正是在这样美好环境中才产生了这样美好的人性。
夏玉祥的小说饱含浓郁的乡情和乡愁、美好的人性和人情,因而使它成为我们“记得住乡愁”、留得住人性的一部好书,对我们的社会人生有着深刻的思想启示力、情感感召力和审美的诱惑力。
夏玉祥的文学创作,是在他退休之后这些年呈现喷发之势的,这是可喜可贺的,也是难能可贵的。他在谈到自己的文学创作时说,
“东隅虽失,桑榆未晚,虽处暮景,亦当奋力不怠,以无负众望,聊慰自心”[15]。他满怀深情为美丽的家乡赞美,为可亲可敬的父老乡亲画像,表现了他满腹乡愁之情、一颗赤子之心。我们衷心地希望他永葆旺盛的创作精力,创作出更多更好更美的作品,不负自己之夙愿,大家之期望。
注释:
[1][3][4][5][7]《一个人的心灵史——名家聚焦〈夏玉祥诗词集〉》,《河北日报》8月3日。
[2][8]马砚田:《漫读玉祥》,《夏玉祥散文集·序》,作家出版社版,第10页,第11页。
[6][9]牛玉秋:《夏玉祥散文集·序》,作家出版社版,第1页,第3页。
[10]夏玉祥:《摄影集〈山水情缘〉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版。
[11]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21-222页。
[12]朱光潜:《诗论》,见《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13]罗丹口述,葛赛尔记:《罗丹艺术论》,沈琪译,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版,第50页。
[14]牛玉秋:《夏玉祥散文集·序》,作家出版社版。
[15]夏玉祥:《诗词创作心迹坦言》,《夏玉祥散文集》,作家出版社版,第258页。
作者简介:杨立元,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二级),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唐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新现实主义小说论》《河北“三驾马车”论》《创作动机论》《滦河作家论》等专著23部。出版长篇小说《滦州起义》,散文集《家乡戏》《姥姥门口唱大戏》《纪念与怀念》。作品获中国文联第一届、第五届文艺评论奖,第七届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十一届、十三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第三届孙犁文学奖、第二届河北省文艺贡献奖等多项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