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逐与转变：中国文学中的杜甫和诗歌之路

文|孙葆元

中华传统文化的家国情怀表现在一个“忧”字上，忧天下是其核心思想，天下是庶民的天下，忧天下其实就是忧庶民。中国文学史把这一基本点归结为“人民性”，评价一位有历史贡献的作家就是看他作品中的“人民性”。无疑，杜甫就是一位具有人民性的伟大诗人。

杜甫的“忧”表现在他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关怀和诗的恸哭，代表作当然是他的《三吏》和《三别》。

创作这组诗歌时他正值盛年。公元758年(唐肃宗三年)，他47岁，在长安宫中任左拾遗。所谓“拾遗”就是捡拾圣上在决策中的疏忽和遗漏，属谏议官员。心里一得意，身居高位的他就写起华丽的宫廷诗来：“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美吗？确实是美！如果这样写下去，今天我们就看不到杜甫了。

这时“安史之乱”已经爆发了三年，宰相房琯请征，可是在陈涛斜这个地方打了败仗，唐肃宗十分生气，一怒便把房琯罢了相。《旧唐书·杜甫传》载：“琯罢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罢免。肃宗怒，贬琯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杜甫做了左拾遗应该做的事，却被撵出了长安城，《三吏》和《三别》就是在去华州上任的路上所见所作。

中国文学真应该感谢这次“驱逐”，它改变了杜甫的人生，也改变了诗歌往现实主义发展的走向。

为了平定安史之乱，唐朝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先是唐玄宗避乱四川，后是大唐盛世光彩不再。这场战争打了八年，直打得男丁殆尽、兵源匮乏。平叛本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却演出了人间悲剧。

杜甫用他的眼睛捕捉到社会的现实，用他的诗记录了一段史实。《三吏》如实写下征兵的三种官吏的丑恶嘴脸。

《新安吏》写的是新安县吏征调“中男”入伍的场景。什么叫“中男”？按唐制：四岁为小，十六岁为中，二十一岁为丁，六十岁为老。征丁应为征调二十一岁以上的青年入伍，可是这个年龄段的男青年全都征用完了，战事的消耗仍然需要兵丁，于是开始征调少年入伍。新安“县小更无丁，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这是战争的无奈。接着他写离别的惨象：“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谁都知道这些少年人一去意味着什么。

《潼关吏》写的是士卒筑城备战的情景，“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关道”，如此雄关险道，为什么还要加固？三年前唐军大将哥舒翰镇守于此，本可凭险据守，唐玄宗好大喜功，强迫他出战，结果兵败桃林塞，致使百万士卒坠入黄河而亡，“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杜甫左拾遗的性格不改，哪里有漏洞就往哪里戳，他告诉潼关吏，“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

《石壕吏》则完全谴责了吏人的嘴脸，“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从一位老妇人的啼哭中，诉说了这样的故事：这一家的三个儿子从军戍守，两个儿子战死，家中的孙儿尚在乳中，儿媳连一条蔽体的裙子都没有。在这样的时候，老翁跳墙逃跑了，只剩下老妇。老妇对那暴叫的府吏说，让我跟你去吧，我尚能为军做晨炊。就这样老妇人被抓去充役了。何等悲伤的离别！

此时杜甫也是朝廷官员，他没有站在吏员的角度上动员不满十六岁的少年、年逾古稀的老妇去保卫朝廷，也没有慷慨激昂地抒发正义之战的道理。其实他笔锋一转就可以写出那群少年为国出征的气概，还有那位老妇不顾体衰也要上战场的豪迈。如果那样写就没有杜甫了，杜诗将平庸地被文学遗忘。

《三别》里的《新婚别》写一个新婚少妇还没有睡暖丈夫的床笫，次日晨丈夫就随军出征了。“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

《垂老别》写一位垂暮之年的老人，“子孙阵亡尽”，在兵役面前扔了拐杖，不顾“老妻卧路啼”的死别，还是要走向战场。诗人讲的是“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的惨状。

《无家别》写的是一个刚从战场上归来的戍卒，归家，家却无存，又被征调上战场的故事。

正是在这些控诉中，我们看到了杜甫的家国情怀。豪言壮语无法企及，在真实面前一切歌颂黯然失色，相反，正是这种与人民休戚与共的情怀构成了杜甫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如果以此为由把此景此情解读为消极主义因素，那就大错特错了。

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说：主要人物一定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他还说，“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这就是从生活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某种概念出发。忧之深，爱之切，没有深沉的忧，决然唤不起感天动地的爱。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断肠般的泣诉，这是何等的家国情愫！

再看杜甫初登朝堂，得意忘形之际写下的华丽词藻，“天门日射黄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宫草微微承委佩，炉烟细细驻游丝。云近蓬莱常好色，雪残鳷鹊亦多时。侍臣缓步归青琐，退食从容出每迟。”(《宣政殿退晚朝出左掖》)

这是食禄无忧的情怀，虽事朝廷家国，但是，与人民隔得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