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眼中的诗经 是我们所说的诗歌总集吗？
“圣人眼中的诗经+是我们所说的诗歌总集吗？”这个问题引发了人们对于《诗经》的不同解读和理解。《诗经》作为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不仅包含了丰富的诗歌内容，更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在圣人眼中，《诗经》被视为睿智的智慧之书，是对人生、情感、道德和社会的深刻思考和表达。诗歌在其中扮演着纯粹而美好的角色，代表着对自然和人类情感的赞美与感悟。然而，对于现代人来说，《诗经》也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瑰宝，是我们了解中国古代社会、思想和价值观的重要来源。因此，圣人眼中的《诗经》不仅是诗歌的总集，更是一部关于人性、智慧和文明的宝库。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论语·阳货》
古时候，人们都认为流传下来的定本《诗经》是由孔子删定的，但是随着版本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孔子删诗”这一说法，已经没有多少人再去相信。然而，现今学界达成的共识是：无论是不是孔子将长期以来流传的《诗经》辑为定本，《诗经》的流传与普及都与他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通过文章开头的一段引言可知在孔子向弟子授课时，的确把《诗经》当作重要教材。而根据《周礼》《礼记》的记载，在西周时期诗歌的确是贵族接受教育时所要学习的重要内容，不过在那时，诗歌还没有完全从音乐、祭祀、朝拜、策对、宴会等仪式活动中分离出来。
按照孔子的道德观念与人格理想，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要将人改造成为能够自觉承担沟通上下整合社会是天下有序化的社会责任人：在君主要做到仁民爱物，博施济众；在君子（士人）要做到对上匡正君主对下教化百姓；在百姓，要做到安分守己，敬畏师长。正是出于这种道德观念和人格理想，孔子在向弟子们讲授《诗经》的时候，无论其本来意义是什么，从他的解释来看，都会具有道德价值的意义——这是孔子自己确定的教育纲领，当然也是他在教育实践中所尊崇的基本原则，更是后来儒家学者在解读《诗经》的时候遵循的基本原则。
但是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诗歌是被当作一种重要的辞令应用于外交场合，并还有如此丰富的道德价值。查阅诸如《国语》《左传》等历史典籍，我们会发现，在当时，外交活动中赋诗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仅《左传》一书中的记载就有60多次。其中最晚的一次是在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楚国大夫申包胥到秦国求援，秦哀公赋《无衣》，这一年孔子已经45岁。尽管《论语》中没有孔子赋诗的记载，但是我们可以想见，在他周游列国的过程中，一定会像晋公子重耳那样，所到之处与各国君主、大夫交接的时候常常用诗来表情达意。
然而，相对于诗歌在外交上的作用，孔子更注重赋予和发挥诗歌在政治、社会方面的“兴”“观”“群”“怨”的功能。
“兴”，汉代的孔安国注为“引譬连类”，宋代的朱熹注则为“感于意志”，查阅儒家典籍，朱熹的说法或许更接近孔子的原意。“观”汉代的郑玄解释为：“观风俗之盛衰”，朱熹则说“考见得失”，其实这两种注释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各有侧重。
关于诗之“观”，孔子是从执政者的角度来说的，所谓“观”，也就是从各地的诗歌当中观察民风民俗以及人们对时事政治的态度。在《孔子诗论》中有“《郑风》其内物也博，观人俗焉”的说法，这可以看作是对观的延伸。
“群”孔安国的注释是：“群居相切磋”，朱熹释为“和而不流”，这两种注释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朱熹在孔安国注释的基础上向内引申了一层，而这种引申是非常符合孔子的本意的。孔子曾经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朱熹注曰：“和以处众曰群。”（《四书集注·论语·卫灵公》）由此推知，“群”具有和睦人际关系的意思。正如所论之“乐”，他说：
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故乐者，家一已定和者也。
“怨”孔安国释为：“怨刺上政”，朱熹注曰：“怨而不怒”。所谓“怨”，也就是人民通过诗歌来表达自身对当政者的不满。《孔子诗论》云：“贱民而怨之，其用心也将何如？曰：《邦风》是也，民之有戚患也。上下之不合者，其用心也将何如？”这是对“怨”的具体解释。
综上所述，孔子对诗歌功能共有四个方面即修身、言辞、交往、政治。孔子对诗歌功能之所以有这样的认知，是与他本人的文化身份直接相关的。
孔子的祖上原本是宋国贵族，虽然到了他这一代，孔氏家族已经破落到极致，已经脱离了原先的贵族阶层。但是由于孔子立志于学，很好的继承了自西周以来的“贵族文化”所以家族的没落，并不妨碍作为西周礼乐文化继承者的孔子以贵族身份自居。
更重要的是，本人也曾在鲁国做过官，而且是高官。这就决定了他具有卿大夫，也就是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贵族身份。他晚年虽然不在执政，但是却仍然受到鲁国执政者的尊重，被尊称为“国老”。
这些都使得他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官方立场上说话，但他毕竟又是春秋末年兴起的民间知识阶层的代表，具有在野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批判意识与独立精神。同时，他作为传统文化典籍的传承者、整理者，作为最博学的西周文化专家，对西周时期的文化遗产怀有着无比虔诚的敬意。这让孔子对诗歌功能的理解和主张是十分复杂的。
作为现实的政治家，他不能不对当时普遍存在于政治外交甚至是日常交往场合的“赋诗”现象给予足够的重视，所以他强调诗歌的言说功能。教导自己的儿子和学生：“不学诗，无以言”；作为新兴民间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家，他对于自身精神价值的提升十分重视，所以他时时将道德修养放在首位，对于长期存在贵族教育系统中的“诗三百”，孔子也就自然而然地要求它成为引导世人修身养性的手段。而孔子的社会批判精神也必然使他对诗歌的“怨刺”功能给予充分的重视。